无论怎样，就一般情况来说，哪些类型的情况容易影响行动者对系统再生产条件的“洞察”的程度与性质？我认为，大致包括以下因素：
（1）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2)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
(3）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
(4)与可资利用的知识的传播方式有关的因素。
当然，所有行动者都是在更大范围总体中的具体情境下行动的，这就限制了他们对自己没有直接经验的其他具体情境产生更多的了解。诚然，所有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知识，比起自己曾亲身体验过的都要多得多，其原因正在于经验借助语言而实现的积淀。但行动者的生活要是局限在一种环境里，对其他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则多少有些无知。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某种“横向”即空间分离的意义，也适用于较大范围的社会中的“纵向”意义。所以说，精英集团里的行动者对其他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的活法可能会知之甚少，反之亦然。不过，我们有必要在此指出，环境的纵向分隔几乎始终同时是空间分隔。上面第(2)种因素，我的意思既是指信念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通过“话语”来安排，又是指不同话语的性质。那些日常的知识主张，那些最通俗不过的常识，阐述起来经常是支离破碎、缺乏联系的，这是它们的特点。不仅仅是作为修补工匠的“初民”：在所有的社会中，常人成员的大多数日常谈话都是依据零零散散或未加审察的知识主张来进行的。但不管怎么说，在社会科学已经颇具影响力的那些社会里，社会科学话语的兴起显然影响了各个层面上的社会解释。比如戈夫曼就拥有大量的读者，而不仅限于他那些作为职业社会学家的同事们。
至于第（3）种类型，我们在此只需指明，个体在描述或说明自身行动的具体情境及更大范围内社会系统的特征时，采用的理论可能是错误的。此处，在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之间可能存在张力，而上面这一点显然就是张力的源泉。最初的起源可能是某种心理动力机制，在压抑过程中，有关人们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以及对那些理由他们想说或能说的东西，都被打散或搅乱了。但显然还存在某些更为系统的社会压力，能影响到某个社会的成员会在多大程度上对该社会的特性持有虚假信念。就第（4）点而言，口头文化与书写、印刷、电信等沟通媒介之间在历史角度及空间角度上的关系尤具影响力，这一点几乎已是众所周知。后面提到的所有这些沟通媒介，不仅仅影响到可资利用的知识库存，还改变了人们产生出的知识的类型。
第二章意识、自我与日常社会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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