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形成是否有一个清晰可辨的临界点？这个疑问同时也动摇了人和动物之间的界线。这个立场其实和卢梭的最初起源的虚构并无天壤之别，但是它却致使勒鲁瓦-古兰将这个疑难问题移向第二起源，因为他把原始的技术物体的动力划归大脑皮层的机制。
我们在此面临的过渡问题既不属于人类学，也不属于技术学。但是它牵涉到超前：问题的实质既非在人也非在技术，而是将二者从根本上连接在一起的新型关系，这就是时间—“文码学在现有形式中”的呈现；或者说，是相关差异在一种新型关系中的区别和延迟，也即双重相关差异。但是，“文码学在现有形式”中的呈现是否和相关差异的双重化相吻合?或者它是否出现得更晚？
在从东非人到尼安德特人这一段早期原始时代，人类演变进程的实质在于大脑皮层扇面的展开，它的直接标志就是工具形状的进化。这个特点表明，当时的技术动力还深深地停留在生物性的阶段。但是，这一时代需要“技术意识”——超前——的假设，这样才可能同关于自东非人就完成的裂变(外在化)的假设保持一致。超前这个范畴导致了技术意识和精神理智的对立，并因此触及原始人类的死亡问题。
鹅卵石碎块只能向我们展示一个动作(将石块以九十度角劈开)。这个动作不仅造成了一个削切面，而且还对应着一个技术意识。随着旧人模板的出现，这个动作和其他动作联成一体。“这种联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复合，因为它要求个体对技术操作过程有相当程度的预见”。超前已经在“较低的程度”上存在于第一个动作之中。但是，“预见程度”指什么？一旦产生超前，无论其“数量”多少，它是否已经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而且在度量这一飞跃之前，是否首先应该对它进行描述？如果一件事物可供度量，那么首先应当知道这个被度量之物是什么。
第一部分人的发明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