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应当被作为生命的新型组织—生命使无机物有机化，同时也因此而自我重新组织。必须对自然作另一种解释，这就要求慎重对待那些对立的观念，尽管这是十分困难的，关于对立观念的争议不应取消不同因素的遗传。怎样想像这样一种技术进化：它没有限度和范围，虽然非常微弱，但是相对于一般模板行为而言却是十分确实的进化，因为它推动了自我保存的本能?勒鲁瓦-古兰本人在笨拙地承认“个体理智”在模板形态发生过程中具有“某种作用”的同时，实际上就涉及了这种技术进化。或许应当区别两种不同的超前：一种是为了生存而实现的超前，另一种是造成差异(或是创造性地重复某种区别)的超前。超前一定具有某种“特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借以形成的条件就是完整意义下超前的可能性已经存在(所谓完整意义是指：造成差异，“延迟相关差异性”，作为相关差异在一般性生命之中造成的裂变，而不是和生命形式决裂)。这种超前的可能性或许还微不足道，还处在我们可以假设的昏暗的低级阶段，但是它毕竟已经是一个差异的可能性，因此，它已经构成了“符号型”而非“生存行为型”的超前投射。由此可见，卢梭建立的可完善性的概念—他曾经因此造成如何解释在纯粹起源内部发生沉沦的疑难——要比人类学家勒鲁瓦-古兰的推理高明得多。更令人吃惊的是，勒鲁瓦-古兰居然以为可以对这个问题忽略不计，以至他在《手势和语言》的第二卷中，把外在化的继续视为真正的非实在化和倒退(比如手的退化)，并同时指出这是“神经系统的外在化”。这种观点的基础就是关于文字的分析，在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中，他已经完全将反思的实在化———即理性和哲学——与纹迹记存(技术)的线性发展联系在一起。
对符号系统的意义作出规定，这实际上就是提出死亡的问题：
“这种超出技术运动机能的活动的考古学纹迹就是审美和宗教特征的最古老的标志，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类：标志着对死亡而作出反应的纹迹，以及标志着对异乎寻常的形式作出反应的纹迹。”
③《手势和语言》，第2卷，第62页，并参阅第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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