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未来？
假如我们一定要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即使是肯定的回答，那也绝不会单单意味着：技术包含了“谁”之沉沦的吸引力，似乎这就是“什么”造成未来沉沦的分量。实际上恰恰也是由技术造成相关差异、并赋予时间。这个假设使我们正式进入关于海德格尔分析的批判：他对爱比米修斯原则的意义的遗忘所产生的后果。这一批判在有关《存在与时间》的解读中将会变得更加尖锐，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接近我们在此所要阐发的观点。
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从时间出发对时间的”理解必须以时钟为出发点。返回“谁”也就是返回当即——之所以成为必然和可能，是因为时钟“持久地固定了当即”这一事实。何为“固定”？什么是持久地固定?如果这种固定的“对象”本身即是时间之三种出离的形式之一，固定又为何意?何为固定“过去”—记录过去的事情?记管、记册、记管者、管理等等是什么意思？
海德格尔关于从“什么”返回“谁”的一切分析，其宗旨在于指出：如果说固定当即是可能的话，那么固定过去、尤其是固定未来则是不可思议的。由此，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得出结论：此在归根结底不是当即，从当即出发对时间所做的分析，恰恰使形而上学封闭于对时间的庸常理解之中。“时钟给我们指示当即，但任何时钟都不能给我们指示未来和过去。”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建立“谁”超越“什么”的优先性。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弄清时钟的含义。假如我们暂时承认时钟不能指示未来这一论断，那么对于时钟的某种非但具有技术时间性、而且具有技术逻辑和历史技术性的形式而言，时钟是否代表了走向未来的存在？比如，埃文斯·普利查德(EvansPritchard)在关于“用牲畜时钟计时”的努厄尔人的研究中指出：“努厄尔人没有和我们语言中的时间’相对应的词，因而他们不能像我们一样把时间作为一种正在发生、可以失去或获取的现实事物来谈论。”从与未来或过去的关系出发对时间的理解—海德格尔指出这种理解甚至体现于语言本身，在努厄尔人那里是通过牲畜时钟构成的。
③《时间的概念》，第48页。
普利查德：《努厄尔人》,Payot,197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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