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谁”与“什么”在日常性中的混同以及作为期待的在世存在的烦忙
传统作为消减此在的需要存在的可能性，把此在带入自身的沉沦一然而唯有传统才把需要存在以过去存在的面目本身向此在提供。留传就是遗忘。这就是它的爱比米修斯结构即作为从原本的意义上被遗忘的过失积累的经验。由此传统便自相矛盾地成为一种去根。所以，一种根本性的本体论就要求解除本身即是本体论历史的传统。因为：
“不论此在的利益以及它对客观的”哲学解释所抱的热忱，此在已不再符合那些唯一能使向过去的积极回归—即建设性的占有——成为可能的最基本的条件。”
这样一种向过去的回归应当就是向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回归（尤其是在理解存在的历史之中)，向曾经“到来”的东西的回归，也就是向存在、向存在的历史时间性的回归。但是，过去发生的事就是指一种根本的“过去性”、可错性、薄弱性和缺陷性，这就是我们以爱比米修斯原则命名的过失。没有一种脱离爱比米修斯原则的传统，即没有脱离“后种系生成”原则的传统，也就是说没有脱离由(不确实的)过失所积累的经验(感受)的传统。“存在者是一种‘谁'(也就是生存)或一种什么(也就是最广义的手下存在之物)。在存在的这两种类型的特性之间的关联是什么？”问题实际就在于此，这个问题的展开构成了我们和《存在与时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关键性的。
死亡学分析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进入的问题，并由此进一步引出了动物和生命的问题④。在我们看来，死亡学的进入问题就是爱比米修斯意义上的技术问题。先于一切生物人类学的实证论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起源及其牵带的时间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从已经在此出发降临到我们面前的，这个已经在此并不单单是存在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而且是它的不同的组成形式，生物学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悬置这些形式，而只能通过它们来感受起源(的缺陷)。这就遇到了卢梭意义上的先验性问题。这个先验性在技术性面前受到挫折。这种碰撞就是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接触点，它在使二者区别的同时确定了它们各自的意义，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对象—即死亡。对死亡的理解起始于对生命的预先理解。当生命同时为非生命，也就是说它不再单单为生命，而是通过其他“手段”继续时，死就是生。问题就在于作为切入手段的代具性。因此，先于一切生物学(之可能性)的是根本性的本体论和预备性的生存分析，但是这种领先在此同样意味着：作为后种系生成模式思考的、由“技术学”构成的分析的领先。从这个观点出发，技术学的分析也是一个先验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自己陷入绝境：它悬置了一切有关经验和先验的区别的可靠性。
技术与时间
③《存在与时间》，第9节。
④同上，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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