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海德格尔承认了专门研究世界历史存在者的变动性的意义，尽管他又立刻把这种意义归为第二性的，那么，有关日期性的论证也就接受—也许是更明确地接受—“时钟历史”研究的必要性，这个研究应当有资格被列入一个本体论的深入研究的计划：“一切时钟都具有’自身的历史””，“必须对历史纪年，以天文数字计算的宇宙时间和存在的历史性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研究”。但是，一旦这个历史研究把精确性完全下降到终日为更精确、更顺手的时钟而烦忙的水准，那么它就又一次变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这对于我们已不算陌生了。这种分析的结果就是一般地贬低精确性，这对于有关过去存在的真正的特殊性的分析是极其有害的。然而，这种世界历史的形式不能被简化为度量的精确性，相反，它以确正书写的形式(重新)构造出已经存在的本来模样。这就不是一种度量的精确性，而是一种记录的精确性：即进人的精确性。正如巴尔特的分析指出的那样，它开辟了一种独特的死亡学。因此，我们就不能接受海德格尔的论断，根据这个论断，似乎“日期历史的编年学基础只能出自历史认识的生存性分析这一研究领域的内部”，即出自脱离了“什么”的“谁”的领域。我们认为，日期性的问题不能被降低.到世界历史之物的第二性的位置，也不能简单地认为继时间性的基础本体论解释之后，它似乎从“形式上”受基础本体论的制约，却不能从“物质上”确定基础本体论。
第二部分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存在与时间》，第79节。
着重号系作者加。
9《存在与时间》，第8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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