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问题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目前仍伴随我们的工人的纪律规训。随后存在的问题是，对那些因为不遵守纪律，就被认为是奇怪甚至是不正常的人，该怎么办。这是福柯的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他们被称为疯子或反社会的人，被囚禁在精神病院或监狱；或者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他们被戴上枷锁，遭受嘲笑并被惩罚。所以，要成为一个“正常的”人，就需要接受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是便利的、一定类型的时空的纪律规训。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是，这根本就不正常它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这一特别的方式，并且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而产生的社会建构。
显然，资本家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延长工作日，并将它常规化到，比如说十小时或十二小时(正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时间”由于环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一天不会超过四个小时，而一天中的其他时间被用于社会化的工作和其他活动，它们不能被认为是对物质生存条件有所贡献的“生产性”活动。在我们的社会形式下，一个四个小时的工作日被认为是可笑的、不合适的并且是不文明的，这引出了一些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的关于“文明程度”的问题。一名社会学者的选择很可能是以恢复四小时工作日为目标！
在第六部分，我们了解到，在工业化的英国，由于工人们致力于反抗工作日过长，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生的历史。马克思涉及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动力，它的情况与此相似(在这里我用我的方式来讲述，以帮助澄清马克思的描述)。在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仍然主导着英国的政治力量。它拥有议会，拥有上议院，它拥有郡主政体，并主导军队和司法机构。但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级，部分由传统的商人和金融食利者组成(分布在伦敦和港口城市，像布里斯托和利物浦，他们从奴隶贸易中赚了很多钱)，现在还包括曼彻斯特地区，一个以棉花制造为中心、日益增长的、强有力的产业利益。后者成为强有力的、对一种特殊版本的经济理论的倡导者，这种经济理论受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思想(提醒大家，曼彻斯特是西尼尔学习经济学的地方)的主导。虽然财富在日益增长，但相对于拥有土地的贵族，产业资本家的政治权力却不强大。所以，他们寻求改革议会体系，试图通过这种做法在国家机器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与拥有土地的贵族进行严肃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寻求多数民众的支持，特别是寻求职业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善于表达的、自我教育的、技术工人阶级的支持(区别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劳动大众)。简而言之，产业资产阶级寻求同技术工人阶级的联合运动，来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大量的煽动工作，他们全力以赴地推动1832年的改革法案，这一改革将议会的代表体系转变为对他们有利，并放开了参选资质，这样就温和地赋予了财产所有者投票的权利。
五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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