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引导进行改革的煽动过程中，他们也对工人阶级做了所有的政治承诺，包括将投票权扩大到技术工人，调整工作日的长度，并且对压迫性的劳动条件采取某些改善。但改革法案很快就被工人们称为“极大的背叛”。因为产业资产阶级得到了他们想要的改革成果，而工人阶级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东西。1833年第一个对工作日长度调整的工厂法案是脆弱的，而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虽然它开创了这一问题上国际立法的先例)。工人们被这种背叛所激怒，并发起了一项政治运动，被称为宪章运动，这一运动开启了工人对大众生活条件和令人震惊的产业劳动条件的反抗。在这一时期，土地贵族对产业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权力显得更加对抗了(阅读狄更斯或迪斯雷利小说，就会发现当时这种紧张状态无所不在)。他们倾向于以国家的(军队的)利益为基础，部分地支持工人的要求，但也是通过“地位高则责任重”这种典型的贵族政治来做到的，他们把自己描述成不会像下流的产业资本家所做的那样去剥削工人、家长式的人物。这就是工厂视察员之所以出现的部分原因。工厂视察员的出现是由土地贵族促成的，是为了限制无情的产业资本家的权力。在19世纪40年代，产业资产阶级受到了土地贵族和工人联合运动的强力推动，马克思称之为“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第348页)在1844年、1847年和1848年，更加强硬的工厂法案被提出讨论并获通过。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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