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评论，这种改良主义没有受到工厂劳动条件的限制，而且它变得清晰的程度，甚至也会使参与程度日益提高的产业利益受益。这由伯明翰产业家乔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给予了最好的例证，他后来成为该市的市长，并由于他对市政府将在教育、基础设施(供水、排水、煤气照明等)和对贫困人口提供更好的住房条件的承诺，后来经常被人们称为“激进的乔”。至少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资产阶级的分化，如果这能维持它的利润，它就没必要对这些改良主义的做法持反对意见。
这种整体的动态变化引发了一些评论。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到，直到1850年前后，英国产业系统中的剥削率是惊人的，而且工作小时数也相当惊人，由此带来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可怕后果。但是这种过度剥削的状态自1850年以后开始有所缓和，而且在利润率或产出方面，也没有出现任何有标志性的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已经在部分地区发生，因为资本家找到了另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方法(可以更快速地获得)。而且他们也发现，以一个更短的工作日为基础，一个健康和有效率的劳动力，会比19世纪30和40年代所使用的那种不健康、无效率、分散，经常流转和逐渐消亡的劳动力，更具有生产效率。资本家随后会鼓吹他们的这一发现和善心，并且在某些时候公开地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对竞争的强制规律施加限制的集体调节和国家干预措施。如果将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限制工作日的长度最终是一个好想法，那么，这对于由工人和他们的联盟所发起的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工人或许愿意带给资本一定的好处。资本家被推动着进行一项改革，但这并不必然与他们的利益对立。换句话说，就像有能力瓦解它一样，阶级斗争的动力也能够轻易地帮助这一体系处于平衡状态。实际上马克思在这里承认，当资本家在五十年后最终屈服于调整工作日长度的观念斗争时，他们会发现，这一斗争对于他们同对于工人阶级的意义是
五 工作日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