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色被严格定义。个人是对他们所占有的商品享有私有权的合法主体，他们在非强迫性的合约条件下进行贸易活动。人们之间存在对合法权利的相互尊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市场交换对等性原则是值得推崇的道德标准。对于适当发挥作用的市场来说，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就像在自由理论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常规的政治和法律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因为“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所有者有意愿处理掉手中的商品，购买者则愿意获得：“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但“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第179—180页)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必需的、社会必要的制度和法律结构的运行的讨论，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资产阶级关于权利和义务概念的历史特殊性，就会导致严重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做了一个大篇幅的脚注，这是对普鲁东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控诉，
普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第178页，脚注2)
普鲁东实际上抓住了资产阶级的法律和经济关系的特点，并将它们作为另一种公正的社会经济体系得以发展而普遍使用的基础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根本就不存在其他选择，因为这只是在一个人们想象的新的社会形态下，重新规定了资产阶级的价值概念。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不仅因为当代存在普鲁东思想复兴的趋势，而且因为，作为一种人们所设想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痼疾的解救措施、有更广泛基础的自由人权政治的兴起。马克思对普鲁东的批判对当代的政治也直接适用。1948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的基础性文件，而且就其本身而论，它没有对自由和新自由资本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坚持资本家的政治秩序符合其自身的基本原则的做法，是否具有政治有用性是一回事，但是，如果幻想这种政治学能够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激进式的替代，那么，在马克思看来，这就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想法。随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重述，马克思经常以某种不同的语言表述重申他早期的观点，即，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当他把货币描述成“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时，他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回应：
一 商品与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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