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优势地位。
但是，拜物教也不是一种完全密闭的迷惑人的联系，让人无从逃脱。倒不如说，它形成的是一个结构性的背景，它始终存在，但是对不同的个体影响程度不同，我们通过经验和反思，仍然可以戳穿它。
第二节 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附评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他只是将人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来加以论述，因此也不会“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0页)。正如上文所言(参见第四章第二节或第五章第二节），经济过程中的当事人会遵从一种理性，这种理性是通过经济关系本身强加给他们的。因此，资本家通常总是试图加强资本的价值增殖，这绝不是出于单个资本家的“过度的贪欲”，而是竞争通过经济下滑的惩罚迫使单个资本家如此行动。所有在资本主义运作中获益的人，都是这个巨大传动装置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表现为一台匿名的机器，没有人能以自己的意志驾驭这台机器，也没有人能对这台机器造成的破坏负责。如果想要停止这种破坏，去批判资本家是不够的，必须从整体上推翻资本主义的结构。
伴随着“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40页）。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批判免疫了。因为资本主义机制似平不过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最进步的形态(正是“三位一体的公式”导致了社会的形式规定不再能从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社会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机制，在所谓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的支配之下，这一切似乎无可逃避，人们只能接受它。
面对资本主义的恶劣影响它的充满危机的、对个人生活而言时常是灾难性的发展，它对一切生活关系持续不断的挑战一总会产生出各种形式的拜物教式的狭隘否定：在匿名的资本主义机制的背后，人们总会找到某些“罪人”，并让他们为灾难负责。他们的行为需要被影响，而在极端情况下，他们要为现存的弊端付出代价。因此，在各种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能找到一种拜物教关系的人格化(Personalisierung)。反犹太主义就属于其中之一，但它不应完全归结为这样一种人格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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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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