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常把阶级斗争视为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斗争形式。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意大利左翼激进“工人主义”思潮甚至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决定性因素。成功地贯彻工人阶级的诉求可以加剧或者引发危机，这是毋庸置疑的。就连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现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基本认同了这一联系，并把危机的原因说成是过高的工资、过强的工会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对工人太过友好的)监管。对于分析一个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而言，阶级斗争的规模与形式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如果“在它的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在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层面，参见第二章第一节)，将危机归结为阶级斗争，那么就错失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中的决定性部分。因为马克思正是想证明，资本具有一种内在的危机趋势，这种趋势会导致危机，而与阶级斗争情况无关。这意味着，即便阶级斗争停止了，危机仍会不断发生。
阶级斗争起初只发生在资本主义内部：无产阶级为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而斗争，即为了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法律权利的确立等。就此而言，阶级斗争并非标志着资本的特别的衰败或者革命即将到来，而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冲突的正常运动形式。斗争所提出的要求也大多局限于“三位一体的公式”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如果要求“公平的”工资，那么这种要求恰恰建基于工资形式的虚幻性之上(也就是说，工资被视为对劳动价值的支付，而不是对劳动力价值的支付，参见第四章第五节)，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家和工人的一切法的观念都是以这种形式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19页)。这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想要弄清楚他们的利益，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首先就会陷入一种拜物教式的思考与感知形式，这种形式支配了人们自发的日常意识。
不过，阶级斗争也有自己的演变过程。它会导致学习和激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在整体上受到追问。不过，拜物教还是无法被透视。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无产阶级领导的斗争常常遭到国家的残酷镇压(比如，对工会和罢工的禁令、对积极分子的迫害），结果往往导致更剧烈的激进化过程。相比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这种直接的压制已经在很多国家很少出现了(在一些国家它仍然扮演重要角色)。今天，对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直接对抗的形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套较为严格的法律规则：阶级斗争可以发生，但不能对制度构成威胁(比如，在德国，罢工和结社的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障，但是企业停工的权利也受到保障；劳资协定的自主权也受到保障，但政治性的罢工则是被禁止的)。这就是说，某些斗争形式不再受到国家直接的镇压，另一些形式则遭到更加严格的追究。
第十章 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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