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家首先视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工具，这种观点不仅主导着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争论，而且一些激进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批评家也会把至少是现存的国家视为直接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代国家自称是中立于所有阶级的：公民在法律上平等，国家的责任在于公共利益。因此，那些将国家主要看成是阶级统治工具的人会试图证明，政府的实际行为和国家机关的运作方式都与这种中立性的说法背道而驰。
这样一种观点在经验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们总能发现一些法律案例，富裕者受到了照顾，或者资本主义的游说集团以合法的(或非法的)形式对立法和政府的政治行为施加了影响。的确存在一部分资本试图把国家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情况，有时确实做到了，这是无疑的。问题在于，是否凭借这样一些事实，就可以把握住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
国家大多还会采取措施，让贫困人口阶层生活得更好。在工具主义国家观的代表眼中，这些措施会被解释为单纯的让步，只是为了安抚压迫与剥削的手段。
对工具主义国家观的代表而言，国家批判理论是一种揭露：国家的中立性应当被证明为只是一种假象。于是，国家批判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各种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形式的国家和政治。①
在政治实践中，工具主义国家观大多推导出一种以不一样的方式运用国家的诉求：公共利益的诉求要得到真正认真的对待，下层阶级的利益要得到更好的照顾。至于何时能实现这一点，则有各式各样的判断。“革命的”思潮强调，只有在一场革命之后，国家的政策才会真正建基于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但是在非革命的形势之下，革命的政策应当如何体现，仍然是不清楚的。“改革的”思潮则相信，即便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一种别样的政策、阶级的妥协依然可能。与之相应的是左翼政党加入到了政府中，并期待“更好的”政策。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失望，一部分改革者将其视为不得不付出的妥协的代价，而另一部分更为激进的改革者则对这种让人失望的政策加以批判，并将之归结为左翼政党领袖的迎合或者“背叛”。于是，常常又有新的政党诞生，它将真正”有所改变。而这种批判性的迎合可能存在结构性的原因，这一点却在这里被忽视了。
172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205
206
① 在青年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一种将理念与现实对立起来的国家批判理论。由于这种批判是不充分的，马克思后来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参见Heinrich1999，S. 88ff.)。因此，对于一种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的国家批判理论而言，这些早期工作成效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