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举措来自资本积累过程，无论其资金来自社会保险还是税收。一部分社会价值产品被用于福利保障，这就使剩余价值量下降了。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这种扣除和前述保护性规定一样，是一种限制。就此而言，作为福利国家的国家有损单个资本追求最大化增殖的直接利益，也会遭到相应的抵制。因此，福利国家的举措往往是工人运动斗争的结果。福利国家也因而被理解为工人运动的“成就”、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妥协(以便安抚工人阶级)。事实上，相较过去，在福利国家保障之下的雇佣工人的生活明显更加轻松与安全了。但是，这绝不是单方面让劳动力获益，也不像人们时常所声称的那样，已经代表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第一步。倒不如说，它确保了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作为雇佣工人的存在。一方面，让那些由于疾病、意外或者暂时的需求短缺而无法用劳动力实现增殖的人，能在一种“体面的”境况下对待资本，这也符合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举措通常也与劳动力的卖出(或者为此而进行的准备)联系在一起：失业保险或养老金都取决于工人以前的工资，单是这种联系就会对工人起到约束作用；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失业保险或社会救助的支付额度还与他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努力程度相关。如果不努力，国家机构将削减甚至完全拒绝支付这笔费用，以此作为约束的手段。因此，福利国家的举措从未脱离出卖劳动力的强制。
将资产阶级国家视为资本家阶级工具的观点有一个根本缺陷，它不仅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在政治上有行动力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预设了一种被清晰定义的阶级利益，只待一种工具以付诸实现。以上两点预设都不是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统治的阶级”是由竞争着的资本家构成的，他们有着相当不同、部分冲突的利益。虽然他们存在一种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利益，但只要没有革命运动的威胁，这种利益就过于一般化，而无法构成“正常的”国家行为的准则。规定着国家行为的那种利益，不是像工具主义观点设想的那样，现成摆在那里等着被实现，而是必须首先被构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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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