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各种政治措施与不同策略的争论、关于形成共识与合法化的争论、关于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利益整合的争论一这一切不仅涉及“统治”阶级，也包含“被统治”阶级。它不仅发生在国家机构内，也发生在它之外：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媒体(电视、报刊)中，也在民主决策机构(政党、议会和委员会)中。固然，政策也能通过国家权力手段以独裁方式、违背大多数民意而施行，但是，长期压制民主机构、限制出版与言论自由将会耗费显著的物质成本(合法性越低，压制的机器就要越广泛），并且会显著妨碍资本主义总利益的厘清。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军事独裁及类似手段只是例外状态。
建构合法性、取得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共识的根本程序是普遍的、无记名的、自由的选举。这样，大多数民众就可以把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或政党选下去，让其他人取而代之。新的政府，无论其政策与旧政府是否有所区别，在面对批评者时就可以宣称，它是被“选出来的”，是大多数民众“支持的”。当政治学研究民主时，这种“程序合法性”被摆在首位更多的资本主义语境则被隐藏了起来。民众对苛政的不满，不仅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而获得了一个及时宣泄的阀门，而且被引导到了个别的政治人物和政党身上，而不再针对这些政策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相应的，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果政治制度提供了把政府选下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制度就被视为民主的。
一部分左翼主张一种理想化的民主，他们把现实存在的民主机构与理想的国家公民相比较，认为后者应当尽可能地通过投票表决来自行决定事务。这种主张和前述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一样，没有看到民主背后的社会与经济语境。在各种不同的民主制(总统制、议会制等)之外，并不存在一种人们最终必然实施的“真正的”民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有的民主制已经是“真正的”民主制(那些把“真正的”民主理解为尽可能多地采用全民公投的人，可以观察一下比如瑞士的民主，看看这是否导致了重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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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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