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层面，众多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也有着彼此各不相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存在各种依附与联盟的情况，也存在对立关系。这样，每个国家的行动可能性也会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制约。在这种国家竞争中，对于每个国家而言，关键都在于赢得并维持自主行动的机会。因此，一个国家之间为实力与影响而斗争的领域便被建构了出来，它并不仅限于单个部分资本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实现(虽然这也可能会发生)。这一领域主要涉及国际“秩序”的建立，包括贸易、货币、法律以及军事政治等领域。
除了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个别利益，国际秩序的最低限度的存在也符合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因为只有较为稳定和可预期的经济与政治关系才能带来资本积累的成功。这种秩序的具体建构(如何权衡贸易自由和贸易保护？采用哪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在哪些领域存在对军备的限制？)会给各个国家带来不同的利处与弊端，这就导致各种联盟的出现，这些联盟内部并非毫无矛盾，因而往往持续时间也很有限。①
最后，对于资源匮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原料和能源供应的安全。这里的关键不是掠夺相应的领土，而是关于贸易的“秩序”及其条件：关于可预期的开采量与安全的运输，关于价格形成机制与交易的货币。
这种国际秩序带来了一种共同利益，但这里并未说明，这种秩序何以实现，应当采取哪些方式。强国和弱国所预期的合作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对强国而言，“单边”行动(即不考虑他国利益的利益实现方式)也许是一个现实的办法；而弱国通常会倾向于“多边”行动(即或多或少与他国合作），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相关的国际法秩序。两种情况往往都会发生，用来实现这些国家各自的利益。
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背景之下，这种发展不断重构着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企业的组织形式及其国际关系。因此，世界市场不只是前提，而且也是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重新创造出来的结果，同时也不断为国家行动的可能性重新设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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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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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特和奈格里(Hardt/Negri 2002)提出的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一概念对他们而言并没有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那种批判性意义)认为，会有一个“帝国”脱离地域性的权力中心而存在，这正是对这种国际秩序的壮阔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