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机器论片段”中马克思的论证及其错误
在《大纲》手稿的开头，马克思没有进人关于价值理论之基础的思考，而是尝试确认货币在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位置。特别是他还没有澄清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区别，这一点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描述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在1868年1月8日与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称之为“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②作为与李嘉图价值理论完全决裂的标志，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明确的区分是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才发生的。③诚然，马克思在《大纲》中也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但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区分还没那么清楚；直到第二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才做到这点)。当他说到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时，就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仅仅指的是“直截了当的劳动”(labour sansphrase)，这就无法避免混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界定。④
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增殖过程的同一体的分析尚处干初步假设的层面。马克思一直纠结于不变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以至于他不断回到这一问题上来：劳动何以可能既增加新的价值，又把已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①马克思反复尝试着做出解释(一会儿用劳动的“形式”与“内容”，一会儿用劳动的“质”与“量”)，“马克思体系发展项目组”(PEM)②所出版的一卷著作对此进行过充分的分析。③
附文“机器论片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误认及《资本论》对它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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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米歇尔。海因里希：《重建还是结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见[意]理查德。贝洛菲儿、罗伯特。芬奇(编)：《重读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10。关于70年代马克思的作品参见MichaelHeinrich，Entstehungs-und Auflös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s, in Bonefeld andHeinrich(eds.) 2011。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32卷，第12页。
③施拉德认为，马克思在摘录富兰克林时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区分的重要性，这份摘录最有可能是在1858—1859年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期间写作的。参见Fred E. Schrader,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Die Vorarbeiten zum 'Kapital'vonKarl Marx in seinen Studienheften 1850 - 1858,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80,pp194ff。但仅凭这一点的话，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仍是不完整的；只有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遭遇萨穆埃尔。贝利时，价值形式分析的全部重要性在马克思那里才变得清楚，而这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里的论述还很简要、不充分。
④ 马克思自已强调这种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1868年1月8日写给恩格斯信中所说的那种“劳动”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2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