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那种关于价值和价值量究竟决定于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即买与卖的领域)的提问本身，已经包含了一种致命的简化。价值并不是在某处“形成”，然后又在“哪里”出现。对于一块面包，这种提问至少是可以成立的(就算其答案是明确的)，即它在哪里形成，在面包房中还是在放入柜台的销售中。价值却不是一个像面包一样的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属性。这种表现为价值和价值量的社会关系，恰恰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建构起来的，以至于那种“非此即彼的提问”没有意义。
价值量在交换之前并不能被确定，但也并不是在交换中偶然形成的。它是前文述及的私人耗费的、个人的劳动被多重化约为抽象劳动的结果。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生产者个人的劳动和产品之间的简单关系(“实体主义的”价值理解正是从这里出发的)，而是生产者的个人的劳动和社会总劳动之间的关系。交换与其说创造了价值，不如说中介了这种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当然，这种中介出现在以私人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中，而且只在交换中发生，而不是在其他地方。①
在交换之前，价值量仅仅能或多或少地被估价。这种估价也决定了一个商品生产者是否进行一种特定的生产。只不过，商品的估价总是无法与价值的存在相一致，这也是那些生产者必须知道的沉重事实。
通过以上的深入思考，事情应该清楚了，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实体并不能被“实体主义地”加以理解，即价值仿佛是单个物中存在的一种实体。在单个商品中恰恰无法把握价值对象性。只有在交换中，价值才采取了一种对象性的价值形式，这才有了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价值形式分析”①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 价值、劳动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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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认为马克思在生产之中、在交换之前就已经看到固定下来的价值的观点，喜欢以他的这段表述作为证据：“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79页)这里被忽略的是，这句话讲的是一种调节关系，而不是一种时间关系(先有价值在那里，然后被交换)。关于时间关系，马克思曾有清楚的论证：“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0页；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而对商品生产者来说，价值对象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此对他们而言“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同上；黑体字由海因里希标注)。所谓价值“被注意到了”，是说未来的价值被生产者估计到了，而不是说价值已经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