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其他商品一样(参见第三章第七节)，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变化也可能并不只是表现价值变化，而是反映卖出这种商品的暂时性的有利或不利情形(即劳动力的暂时性不足或过剩)。劳动力现实的价值变化则可能有两个缘由：一是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二是再生产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的变化。这种“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范围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代是不同的，它取决于一个国家通常的生活条件包括哪些内容，以及工人能够提出哪些要求。由于资本家未必愿意满足这些要求，就会有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通过特定要求的实现—或者未能实现，这也参与决定了劳动力的价值。马克思在这种语境中提出“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99页)，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这一点也包含在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之中。①
但是，在劳动力商品和其他商品之间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差异，马克思却没有深入地指出。在一个通常的商品的价值中，一方面包含生产它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另一方面包含通过劳动所增加的新价值，这种劳动使这种生产资料变成最终的产品。但在劳动力商品中却不是这样的：它的价值单单取决于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后者必须在市场上被买人。家务的、主要由女性付出的再生产劳动(家务活、哺育儿童等)并不构成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女性主义的作者们指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存在一个“盲点”(如 Claudia von Werlhot 写于1978年的一篇系统性文章)。但是，并不是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规定错了—他展现了资本主义之中的这种规定是怎样的他错在没有强调这种价值规定的特殊性，而是试图证明它与其他一般商品的一致性。
74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
91
92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主要只是分析劳动力的价值，而不考虑不同劳动力的不同价值。因为他首先分析的是基本结构剩余价值在等价交换之外何以可能因而劳动力价值的差别在此并无意义。马克思认为这种差别首先是基于不同质量的劳动力成本的差别，高质量劳动力的劳动耗费也会产生更高价值(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30页)。不过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劳动力价值的“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也可以推论出。这种价值不仅在不同国家，而目在同一国家的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由干不同的组织、斗争强度、传统等原因)也有不同规定，而由于特定要求的未能实现，不对称的性别关系和种族歧视也会导致劳动力价值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