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相似之处仅表现出西蒙东对德勒兹所产生的一部分影响，仍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继续发现。我们暂且将它作为一个开放问题搁置起来，谈谈另一位同时深受西蒙东与德勒兹影响的当代哲学家。
(2)西蒙东与斯蒂格勒
我们在上文谈论“愚蠢”问题的时候已经提到了贝尔纳·斯蒂格勒，他通过个体生成（即西蒙东的个体生成体系）解读德勒兹所提出的“愚蠢”问题，并在解读的过程中表明了自己的论点：愚蠢与知识（savoir）的关系表现为知识本身的愚蠢。在这个基础，斯蒂格勒提出了“知识的药学情境”(condition pharmacologique du savoir)¹，即知识同时是解药与毒药。2007年，西蒙东的《心理与集体的个体生成》重版之际，斯蒂格勒为书作序，也在“序”中影射了知识的药学，他写道：“这种现象（指知识不断细化进而导致其本身分裂的现象）的状态会促使知识取得非凡的进步，然而也会导致思想的某种摘除，甚至导致它的去个体生成（désindividuation），这也是如今多学科聚合在一起的愿望所试图克服的。”2此处的去个体生成实际上就是斯蒂格勒曾经详细解读过的药（pharmakon）引发了知识的无产阶级化3，从而进一步导致了西蒙东所谓的“个体生成的丧失”（perte d’individuation)4。斯蒂格勒在揭示超工业时代个体生成的丧失时提及了动物问题，并以此比喻人类在数字时代的情境。这个比喻就是“蚁穴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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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与人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