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我们试图区分出一种能指的、妄想狂的、专制的机制，以及一种后一能指的、主观的或激情性的、独裁的（autoritaire）机制。确实，独裁和专制不是一回事，激情性谵妄和妄想狂不是一回事，主观性和能指不是一回事。在与之前所界定的能指机制相对立的第二种机制之中发生了什么呢？首先，一个符号或一组符号从辐射性的环状网络之中分离出来，开始其自身的直线运动，就好像它涌入了一条开放的狭窄路径之中。能指系统已经勾勒出一条逃逸线或解域线，这条线逾越了它的被解域的符号所特有的指数(indice)；然而，准确说来，它赋予这条线一种负面价值，并使替罪羊沿着这条线进行逃亡。我们现在会说，这条线接受了一种肯定性的符号，而且，它确实为一整个民族所栖布和跟随，这个民族在其中发现了其存在的理由和命运。当然，还是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构建历史：我们不会说一个民族创造了这种符号的机制，而只会说，这个民族在某个阶段实现了那个确保此种机制得以获得相对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的配置（此种机制，此种统治地位，此种配置，也可能在其他的条件之下得以确立，比如，病理学的，文学的，爱情的，或全然日常的条件，等等)。我们不会说一个民族被某种类型的谵妄所掌控，而只会说，某种谵妄的地图，就其基本框架而言，可能与某个民族的地图（同样也就其基本框架而言）相重合。这不就是妄想狂的法老和激情谵妄的希伯来人？在犹太民族那里，一组符号从它作为其构成部分的埃及帝国的网络之中挣脱出来，并开始沿着一条逃逸线向沙漠之中运动，以最为独裁的主体性来对抗专制的意谓，以最为激情性和最少解释性的谵妄来对抗解释性的妄想狂，简言之，就是以线性的“进程（诉讼）或请求”来对抗辐射性的循环网络。你们的请求，你们的进程，这就是摩西对他的人民所说的话，而这些进程则沿着一条激情之线彼此承接。①卡夫卡提出了其特有的寻衅（quérulance）和诉讼的概念，以及线性节段之间的接续：父亲一诉讼，旅馆一诉讼，船一诉讼，法庭一诉讼……
这里，我们不能忽视犹太民族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或波及最广的事件：耶路撒冷的圣殿先后两次被摧毁(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圣殿的整部历史，首先是不断迁移且易损的约柜，接着是所罗门王修建的第一座圣殿，在大流士时期得以重建，等等；然而，这段历史只有通过与不断重复着的摧毁的进程[其中两个重要的人物分别是尼布甲尼撒(Nabuchodonosor）和提图斯（Titus)]相关才有意义。流动的、脆弱的、或被摧毁的圣殿：约柜只是他们随身所携带着的一小组符号。这样一条完全是否定性的逃逸线是不可能出现的：它为动物或山羊所占据，并带有着所有那些威胁着能指的危险。让不幸降临于我们身上，这个原则正是犹太历史的节奏：我们必需跟随着最为解域之线，替罪羊之线，但我们将改变其符号，将其转化为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激情、我们的争讼或请求的肯定性之线。我们将是我们自己的替罪羊。我们将成为羔羊：“上帝，像一头狮子，牺牲之血被敬献给他，而他现在必须被置于背景之中，但这仅仅是为了被献祭的上帝能够占据前景。……上帝变成了被屠杀的动物，而不是进行屠戮的动物。”①我们遵循着那条将大地与海水分离的切线，与它紧密联结在一起，我们将循环的网络和滑动的连续体分开，我们将分离之线归为己有，以便沿着它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并将能指的要素进行分解(诺亚方舟上的鸽子)。一条狭窄的通道，一个居间者，但却不是均值，而是一条细长的线。一种犹太人的特性已经在某种符号学之中获得肯定。然而，此种符号学并不比另一种符号学更少混合性。一方面，它与游牧民族的反一能指的符号学密切相关（希伯来人拥有着一段游牧的过去，与他们从中得到启示的游牧性数字组织之间的一系列现实关联，一系列独特的生成一游牧民；他们的解域之线颇多借鉴了游牧式摧毁的军事之线②)。另一方面，它又与能指符号学有着本质性的关联，而希伯来人及其上帝将始终怀念这套符号学：重建一个帝国式社会并与之合为一体，像所有人那样效忠于一个王(撒母尔)，重建一座终将牢不可破的圣殿(大卫和所罗门，撒迦利亚)，建造不断上升的巴别塔并再度发现上帝的面容；不仅要停止漂泊，而且还要克服那种流散的状态—流散，只是了为了那个大团聚的理想。我们只能揭示出，在此种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哪些要素体现了一种后一能指的、主观的或激情谵妄的新机制。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Deutéronome，I，12。在Pléiade版《圣经》之中，编者多尔姆(Dhorme)明确指出：“你们的请求，就是你们的争讼。”
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