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在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发现这些双重性的生成，它们形成了融合，但同样也进行着降解。一方面，激情之爱的双重性—处于爱情一激情之中的爱侣落入到一种夫妻关系之中、甚或是一种“家庭争吵”的情景之中：谁是表述的主体？谁又是陈述的主体？两性之争：你在窃取我的思想，夫妻之间的争吵总已经是一个双重化的我思，一个处于斗争之中的我思。斯特林堡将爱情一激情向专制的婚姻和妄想狂一歇斯底里的争吵之中的陷落推到极致（“她”说她全靠自己发现了它：但事实上，她所做的都归因于我，回声，被窃取的思想，哦，斯特林堡！①)。另一方面，纯粹思想的意识双重性——立法者一主体的对子——则陷入到一种官僚制的关系和一种新的迫害形式之中，在其中，一方攫取了表述主体的地位、而另一方只能沦为陈述的主体：我思自身变成一种“办公室的争吵”，一种官僚主义的爱的谵妄。一种新形式的官僚制取代了古老的帝国的官僚体制或与后者结合在一起，那个官僚说我在思想（卡夫卡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最远，比如在《城堡》之中，索尔提尼与索尔蒂尼，或克拉姆的多种多样的主体化②)③。婚姻是爱侣的发展，正如官僚制是对我思的发展：然而一方被包含于另一方之中：爱情的官僚制，官僚主义的爱侣。人们已经以形而上学的、随心所欲的方式对此种双重性进行了太多的论述，将它置于各处，置于任意的镜像之中，但却既没有在一种混合的符号学之中(它将新的阶段引入其中)，也没有在主体化的纯粹的符号学之中（在其中，它将自身置于逃逸线之上并引入了极为独特的形象）对其所特有的机制进行考察。再度重申：在后一能指的机制之中，思想一意识和爱情一激情这两种形象；在混合性的组合或陷落之中，官僚主义的意识和婚姻关系这两个阶段。然而，即便是在一种混合的状态之中，原初之线也很容易为符号学的分析所发现。
-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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