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语言的、词汇的、甚或句法的转化决定了某种真正的符号转译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说疯话，这还不够。我们不得不在每种情形之中进行评估：我们所面临的是否为某种改头换面的旧符号学，抑或是某种混合的符号学的新变种，甚或是一种仍然未知的机制的创造过程。比如，不再说“我”，这是比较简单的，但却不能以此来超越主体化的机制；反之，你可以继续说“我”，哪怕仅仅是为了取乐，但却已经进入另一种机制，人称代词在其中只作为虚构而发挥功用。意谓和解释的表层是如此的坚硬，而它们与主体化所形成的某种混合体又是如此的紧致，以至于很容易让人们在不断产生它们的同时还错以为自己已然置身其外。人们往往公然抨击解释，但却展现出一张如此具有意谓性的面孔，以至于他同时就将解释强加于那个为了生存而不断从中汲取养分的主体。谁会真的相信精神分析能够改变一种集所有欺骗于一身的符号学？他们只是改变了角色而已。不再有一个表达意谓的病人和一个进行解释的精神分析师，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表达意谓的精神分析师，而病人倒承担起所有的解释职责。在金斯利·霍尔(KingsleyHall）和玛丽·巴恩斯(MaryBarnes）的反一精神病学的实验之中，一位前任女护士变成了“精神分裂者”，并转而信奉一种旅行（Voyage）的新符号学，但这只是为了在共同体中僭取某种真正的权力，并重新引入作为集体性谵妄的最为有害的精神分析的解释机制（“她解释了所有那些人们为她、或为别的某个人所做的事情………”②)。一种高度层化的符号学是极难摆脱的。即便是一种前一能指或反一能指的符号学、甚或一种非能指的构图都带有重合的结点，这些结点随时准备构成潜在的意谓中心或主体化之点。当然，当问题在于破坏某种支配性的氛围符号学之时，一种转译的操作并非轻而易举。处于药物、变幻氛围和别的什么的影响之下的卡斯塔尼达，他的书中令人深感兴趣的一点就在于揭示出，那位印第安人如何对抗解释的机制、以便在其弟子身上慢慢灌输一种前能指的符号学甚或是一种非能指的构图：停！你让我厌倦！要去实验，而不要去意谓和解释！去发现你自己的场所、界域性、解域、机制、逃逸线！将你自己符号化(sémiotiser)，而不要在你那现成的童年和西方的符号论中翻来倒去……“唐望说道，为了看清，则必须中止世界。中止世界所意味着的正是某些意识的状态，在这些过程之中，日常生活的现实性被改变，因为连续的、惯常的解释之流被一系列外在的异样环境所中止。”①简言之，一种真正的符号学的转化借助于各种各样的变量，不只是外部变量，还包括隐含于语言之中的变量，以及内在于陈述之中的变量。
-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 Henry Miller, Sexus, p.634.
② Mary Barnes et Joseph Berke， Mary Barnes, un voyage à travers la folie， Éd. Seuil， p.269. 金斯利·霍尔(KingsleyHall)的反一精神病学的实验之所以失败，似乎既应该归因于这些内在的要素，也要归因于外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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