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因而已经呈现出两种组分。我们可以将第一种组分称为发生性的(générative)，因为它揭示了，多样的抽象机制如何形成具体的混合的符号学，连同哪些变量，它们根据何种主次关系、形成了何种组合。第二种组分则是转化性的(transformationnel)，它揭示了这些符号机制如何彼此转译，尤其是它们如何创造出新机制。发生性的语用学以某种模仿的方式形成了混合的符号学，而转化性的语用学则构造出转化的地图。虽然一种混合的符号学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切实的创造，并有可能仅满足于那些组合而非真正转化的可能性，但转化性的组分却能解释一种机制的原创性，以及它于某个时刻在某个领域之中所介入的混合机制的新颖性。因而，这第二种组分是更为深层的，而且是唯一能够衡量第一种组分之要素的手段。②比如，我们可以探问布尔什维克式的陈述最初是何时出现的，而当其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决裂之时，列宁主义又是怎样进行一种真正的转化，并由此创造出一种原创的符号学，即便此种符号学必然将堕入斯大林式组织的混合符号学之中。在一项典范性的研究之中，法耶（Jean-PierreFaye）细致入微地探索了那些产生了纳粹主义的转化，这里，纳粹主义被视作在某个既定的社会场域之中的一个新陈述的系统。是这种类型的问题：在何时、在何种领域之中，一种符号的机制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民族的整体之中？还是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之中？在一家精神病院的某个可明确定位的边缘地带之中？我们已经看到，一种主体化的符号学既可以在犹太人的既往历史之中被发现，但同样也可以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诊断之中被发现显然，连同那些在相应的符号学之中的深层流变乃至真正转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处于语用学的权限之内。无疑，今天最为深刻的、创造性的转化或转译不是在欧洲进行的。语用学理应拒斥一种不具有转化的不变项的观念，即便这是一种支配性的、“合语法性”的不变项。因为在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之前，语言首先是政治的问题；即使是对于合语法性程度的评估也已经是政治的问题了。
何为一种符号学——也即，一种符号的机制或一种表达的形式化？它们同时既多于又少于语言（langage)。语言将超线性（surlinéarité）作为其界定条件；而语言活动（langues）则通过一种音位的、句法的、语义的秩序的常量、要素和关系来得到界定。无疑，每种符号机制都实现着语言的条件并利用着语言活动的要素，然而，仅止于此。没有哪种机制能够被等同于条件自身，或具有常量的属性。正如福柯清晰揭示的，符号的机制仅仅是语言的现存的功能(fonctions d'existence)，它们时而贯穿于多样的语言活动之中，时而又被分布于同一种语言活动之中；它们不能被混同于某种结构或某种既定秩序的单位，而是与所有这些相互交错，并使它们出现于时间和空间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符号的机制就是表述的配置，而没有哪个语言学的范畴能够充分说明此种配置：那些将一个命题甚或一个简单的词语形成为一个“陈述”的事物指向着隐含的、不可解释的预设，它们发动了表述所特有的语用学变量(非实在转化)。这就排除了以能指或主体来解释配置的做法，因为它们反过来要被归属于配置之中的表述的变量。意谓或主体化预设着一种配置，而非相反。我们给予符号机制的那些名字“前能指、能指、反能指、后能指”，所有这些都仍将陷于进化论的窠臼之中，除非使它们与配置的异质性的功能或变样切实对应起来(节段化，意谓和解释，计数，主体化)。这样，符号机制就被那些内在于表述自身的变量所界定，它们始终外在于语言活动的常量，因而不能被还原为语言学的范畴。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Castaneda, Le voyage à Ixtlan, Gallimard, p.12.
②“发生性的”与“转化性的”是乔姆斯基的术语，对于他来说，转化正是实现生成语法的最佳的和最深刻的手段；不过，我们则在另外的含义上运用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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