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符号的机制不只有两个组分。实际上，它有四个，由此构成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第一个是发生性的组分，它揭示出，在一个语言层之上，表达的形式如何始终诉诸众多组合在一起的机制，也即，所有不同的符号机制或符号学如何具体地混合在一起。在这个组分的层次之上，我们能够抽象出内容的形式，而当我们将重点放在混合于表达形式之中的不同机制之上的时候，此种抽象化就能够更好的进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出某种足以建构普通符号论或对形式进行整合的主导性机制。第二种组分是转化性的，它揭示了一种抽象的机制是怎样被转译、转化为另一种，尤其是，它怎样从其他机制之中被创造出来。这第二种组分显然是更为深层的，因为没有哪一种混合的机制不曾预设着机制之间的如此这般的转化：无论此种转化是过去的，现实的，还是潜在的（作为创造新机制的一种功能)。还是在这里，我们抽离出或能够抽离出内容，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是内在于表达形式的变型，即使表达的形式并不足以对这些变型进行说明。第三种组分就是构图性的：它旨在把握符号的机制或表达的形式以便从中抽取出那些符号一粒子，它们虽然不再被形式化，但却构成了彼此之间可组合的、未成形的特征。抽象化在这里达到了最高点，然而，这同样也是抽象变为现实的时刻：事实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通过真实一抽象的机器而发生的(被命名、具有日期)。我们能够抽象出内容的形式，但前提是必须同时抽象出表达的形式，因为我们只应保留二者的未成形的特征。由此，一部纯粹语言性的抽象机器是荒谬的。显然，此种构图的组分要比转化的组分更为深层：一种符号机制的转化一创造实际上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抽象机器的产生而进行的。最后一个组分准确说来就是机器性的，它揭示了抽象机器是如何在具体的配置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这些配置同时赋予表达的特征及内容的特征以明确的形式—这两种形式是互为前提的，或有着一种必然的、未成形的关联，正是此种关联再次阻止了我们将表达的形式视作自足的(尽管严格从形式上来看，它也具有其独立性或独特性)。
-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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