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昧含混的远观及远观者的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人数甚少，至多每个节段一个。他们拥有一副精密而复杂的望远镜。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是首领。而且，他们之所见与近观者截然不同。他们所看到的是一系列微观一节段性，细致入微：“可能性的滑道”，未及边沿的极微小的运动，以及早在轮廓形成之前就已经被勾勒出来的线或振动，“颠簸运动的节段”。一整个根茎，一种分子的节段性，它不容许一个作为切割机器的能指对其进行超编码，也不容许自身归属于某个既定的形象、集合或要素。这第二种线不能与那种无名的节段化相分离，后者产生出它，并在任何时刻都能对所有一切进行挑战，没有目的、也没有理由：“发生了什么？”远观者能够预言未来，但却始终呈现为这样一种生成的形式，生成为某个已然发生于一种分子物质中的事物，难以发现的粒子。正如在生物学之中：细胞层次的宏观划分、二元分化及其轮廓也同样伴随着迁移、内褶、漂移、形态发生的动力，而这些[微观]过程的节段标记不再体现于可定位的点之上，而是体现于流转于下的强度阈限、将一切都搅和在一起的有丝分裂，以及在大细胞内部及其分断之间相互交叉的分子线之中。在一个社会之中也是如此：僵化的、明确分割的节段在下层被另一种性质的节段化重新进行划分。然而，这既非一方，也非另一方，既不是生物学，也不是一个社会，更非二者之间的相似：“我的确在说”，我勾勒出线，书写之线，而生活就穿梭于其间。一条柔顺的节段性之线被释放出来，它与另一条线截然不同的线纠缠在一起，后者是被远观者的微观一政治以一种颤抖的方式勾勒出的。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它与另一个问题一样具有世界性，甚至更具有世界性，但却位于某个不可叠置、不可公度的等级与形式之中。然而，这同样也是一个知觉的问题，因为知觉始终与符号学、实践、政治、理论一起运作。我们看，我们说，我们思考，在某个等级之上，沿着某条线它可以或不可以与他者之线结合在一起，即便这个他者仍旧是我们自身。如果不可以的话，那就不必坚持，不必争论，而应该逃逸，逃逸，甚至一边逃一边说“同意，同意，举双手同意”。多说无益。你首先应该更换望远镜、口腔、牙齿，以及所有的节段。人们不仅仅确实地在言说，还确实地知觉，确实地生活，也即，沿着那些可以或不可以连接的线而生活，即便这些线是极为异质性的。当这些线是同质的时候，这往往是行不通的。①
-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在同一部文集中的另外一篇短篇小说《透明的终极视角》(Le dernier angle de transparence)之中，皮埃蕾特·弗勒西奥抽绎出知觉的三种线，但并没有采用一种预先确立的图式。主人公具有一种克分子的知觉，它着眼于集合和明确划分的要素，以及被明确分布的实处与凹陷（这是一种被编码、由遗传获得的、被那些墙进行超编码的知觉：别坐在你的椅子的旁边，等等)。然而，他同样处于一种分子的知觉之中，它是由精细和动态的节段化，以及独立的特征所形成在其中，洞呈现于实处，而微观形式则呈现于两个事物之间的虚空之中(在这个虚空之中，“所有的一切”通过无数的裂痕而“攒动和躁动”)。主人公的麻烦就在于，他无法在两条线之间作出抉择，而是不断地从一条线跳向另一条。他是否会被第三种知觉（即逃逸的知觉）之线所拯救，准确说来，它是被其他两种线的夹角（打开了一个新空间的“透明的角度”）所“隐约暗示出的假定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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