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德利尼所说，这些线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绘图学的问题。这些线构成了我们，正如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地图。它们转化着自身，甚至能够彼此转化。根茎。当然，它们与语言无关，正相反，倒是语言必须遵循着它们，比如书写必须从其自身的线之间汲取养分。确实，它们与一个能指无关、与能指对于某个主体的规定无关；相反，能指出现于某一条线的最为僵化的层次之上，而主体则诞生于最低的层次之上。当然，它们与一个结构无关，因为一个结构永远只能被点、位置、树形所占据，它始终对一个系统进行封闭，而这恰恰是为了阻止逃逸。德利尼诉求于一个共同的身体，所有这些线都铭写于其上，就像如此众多的节段、阈限或量子、界域、解域或再结域。线被铭写于一具无器官的身体之上，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被勾勒出来、都在逃逸，而这个身体自身就是一条抽象线，它既没有虚构的形象、也不具有象征的功能：CsO的实在。精神分裂分析的实践目的唯有：你的无器官的身体是什么？你自身的线是什么？你正在制作和修改的地图又是什么？你会勾勒出什么样的抽象线，要付出何种代价，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别人？你自身的逃逸线是什么？你的CsO是什么，它与哪条线混合在一起？你在崩溃？你将要崩溃？你在进行解域？你割断的是哪条线，你延长或再续的又是哪条线，但无论如何都不借助图像或象征？精神分裂分析既不依赖要素或集合，也不依赖主体、关系和结构。它只着眼于那些既贯穿着群体、也贯穿着个体的线条(linéaments)。作为对欲望的分析，精神分裂分析直接就是实践性的、政治性的，无论它所涉及的是个体、群体还是社会。因为，政治先于存在。实践并非在诸项(terme）及其关系已就位之后才进行，正相反，它积极参与到线的勾勒之中，因而也就和这些线一样面临着危险与流变。精神分裂分析恰似短篇小说的艺术(1'artdelanouvelle)。或毋宁说，它不涉及任何实用的问题：它所释放出的线既可以是一生之线，一部文学或艺术作品之线，也同样可以是一个社会之线，这要看所选择的是哪个坐标系。
克分子的或僵化的节段性之线、分子的和柔顺的节段化之线、逃逸线：众多问题被提出。首先，涉及每种线的特性。有人会以为，僵化的节段是被社会预先确定的，是被国家超编码的；与之相反，有人倾向于将柔顺的节段性视作一种内在的、想象的或幻觉性的运作。至于逃逸线，它难道不是完全个人性的，完全是一个个体自身进行逃逸的方式—逃离“他的责任”，逃离世界，逃亡于沙漠之中，甚或艺术之中，等等？但这是错误的印象。柔顺的节段性与想象无关，而微观政治并不比宏观政治更少广延性和现实性。宏观政治决不能操控它的那些克分子的集合，除非它同时能够处理这些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的微观一注入(iniection）或渗透；确实，克分子的集合越大，就越是产生出一种对于它们启用的机制所进行的分子化。至于逃逸线，它们绝非旨在逃离世界，而毋宁说是使世界得以逃逸，就好像你使一根管子发生爆裂；而且，没有哪个社会系统不沿着各个方向进行逃逸，即便它的节段不断僵化以便封堵逃逸线。在一条逃逸线之上，没有任何想象和象征之物。没有什么比一条逃逸线更为能动的了，无论是在动物还是在人类之中。①甚至历史也不可避免地通过逃逸线而非“具有意谓的分断”而得以运行。在某个既定的时刻，在一个社会之中进行逃逸的是哪些人呢？正是在逃逸线之上，我们创造出新的武器，以便与笨重的国家武器相对抗，而且，“也许我在逃逸，但我却边逃逸边寻觅着一杆枪”。正是沿着逃逸线，游牧部落席卷着征途上的一切，他们所发现的新武器令法老目瞪口呆。对于同一个群体或个体来说，他（们）有可能同时展现出我们已然区分的所有这些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个体，其自身就作为逃逸线而发挥功用；他（们）创造出、而并非是沿循着逃逸线，他（们）将自身铸造为有生命的武器，而非顺手牵羊。逃逸线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对于社会来说极为危险，尽管社会离不开它们，并往往对其严加管控。
- 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① Fernand Deligny, «Voix et voir», Cahiers de l'immuable, avril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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