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们看来，很难说国家社会(sociétés àÉtat）—甚或是我们的现代国家—就更少地被节段化。在节段性和中心化之间的经典对立看起来不甚恰当。②不仅国家将权力施加于那些它所维护或令其持存的节段之上，而且，它还拥有着、强加着其自身的节段性。也许，社会学家们在节段性和中心性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对立有着一种生物学上的背景：多环节的蠕虫和中心化的神经系统。然而，位居中心的大脑自身就是一种蠕虫，甚至比别的蠕虫还要节段化，无论是否将它的所有那些替代活动（vicariances）考虑在内。在中心性和节段性之间不存在对立。现代的政治系统是一个统一化和统一性的总体，然而这是因为它包含着一个由并列、交错、有序的亚一系统所构成的集合；对于决策的分析揭示了各种各样的分隔及局部过程，它们虽然彼此连接，但并非不存在偏移和换位。技术统治(technocratie）通过节段性的劳动分工而运作（这同样适用于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官僚体制只有在那些彼此分隔的办公室之中才能存在，并且，只有通过那些“目标的偏移”及相应的“功能障碍”才能发挥功用。等级不仅仅是金字塔形的；老板的办公室既可以位于走廊的尽头，也同样可以位于高塔的顶层。简言之，我们想说，现代生活并没有废黜节段性，反倒是令其变得更为僵化。
与其将节段性和中心化对立起来，我们更应该区分节段性的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的”和柔顺的，另一种则是“现代的”和僵化的。此种区分将对之前论述过的种种形象进行重新划分：
（1）二元对立（男人一女人，高等的人和低等的人，等等）在原始社会之中是非常强大的，然而，看起来它是由本身并非二元性的机器和配置所产生的。在一个群体之中，“男人一女人”此种社会的二元性实施着规则，男人和女人就根据这些规则从不同的群体之中选择各自的配偶(这就是为何至少有三个群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施特劳斯得以揭示，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二元性的组织绝不会以其自身为基础。相反，现代社会或准确说是国家社会的一个特性，就是利用了如此运作的二元性机器：在共时性上，它通过一一对应的关系而运作，在历时性上，它则通过二元化的选择而运作。阶层、性别，总是成双成对的；三分的现象则是来自一种对于二元的转换，而非相反。我们在面孔的机器那里已经明显看到这一点，就此而言，它有别于原始的头部的机器。看起来现代社会已经将二元的节段性提升到一个自足的组织的层次。因此，问题不在于女人或那些低等人是否拥有一种更好或更差的地位，而在于此种地位所源自的组织类型。
-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两个典型的研究，可参见 Systèmes politiques africains，P.U.F.：福特斯(Meyer Fortes) 对于塔伦西人(Tallensi)的研究，以及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于努尔人(Nouer)的研究。
②巴朗迪耶（Georges Balandier）分析了人种学家和社会学家界定此种对立的种种方式：Anthropologiepolitique, P. U. F., pp.16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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