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同样会注意到，在原始社会之中，环状的节段性并不必然意味着那些圆环是同心的或具有同一个中心。在一种柔顺的机制之中，中心已然作为如此众多的结点、眼睛、或黑洞而发生作用；然而，它们并未产生整体共振，并未落于同一个点上，并未汇聚于同一个中央黑洞之中。存在着一个泛灵论的眼睛的多元体，其中的每一个眼睛都被赋予了（比如）一种特殊动物的灵魂（蛇的灵魂，啄木鸟的灵魂，凯门鳄的灵魂……)。每个黑洞都被一只不同的动物的眼睛所占据。无疑，我们到处都看到僵化和中心化的操作：所有的中心都汇聚于一个圆之上，而这个圆自身只具有一个中心。萨满教的巫师在所有的点或灵魂之间勾勒出线条，勾画出一片星群，一棵位居中心的树的诸根所构成的发散性集合。一种中央权力诞生了，它通过一个树形系统来对所有原始根茎的增长进行规范？①树在这里既作为一种二元分化或二元性的原则，同时又作为一条旋转的轴……然而，萨满巫师的力量仍然是完全局部化的，它紧密依赖于一个特殊的节段，并受到药物的影响，而且每个点都持续释放出它的独立的序列。我们不会说，在现代社会甚或国家之中也是如此。当然，中心化并不与节段性相对立，而那些圆环仍然是彼此区别的。不过，它们变为同心的，并明确地被树形化。节段性变得僵化，以至于所有的中心都形成共振，所有的黑洞都落入到一个聚积点之中，这个点就像是一个位于所有眼睛后面某处的聚焦点。父亲的面孔、教员的面孔、上校的面孔、老板的面孔，它们开始形成共振，指向一个意谓的中心，它穿越着不同的圆环，并再度遍历所有的节段。柔顺的微型头部（micro-tête）和动物性的颜貌化被一种宏观面孔（macro-visage）所取代，后者的中心是遍在的，而它的边界却无处可寻。不再有空中的、或在生成一动物和生成一植物之中的n只眼睛，而只有一只作为中央计算机的眼睛，它进行着全范围的扫视。中央政府的建立不是通过废黜环状的节段性，而是通过不同的圆环之间的一种同心性，或在中心之间所组建起来的共振。在原始社会之中，已然存在着众多的权力中心；或者，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说在国家社会之中仍然存在着更多的权力中心。然而，国家社会作为共振的装置而运作，它们组建起共振，但原始社会却禁止共振。②
(3)最后，在线性的节段性情形之中，我们可以说，每个节段都是被强调的，被矫正的，在其自身之中，但也在与其他节段的关联之中被同质化的。不仅每个节段都有着其自身的测量单位，而且，在单位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等价性和可转译性。居于中心的眼睛与一个它移动于其中的空间相关，而它自身则在这些移动之中保持不变。从古希腊的城邦和克里斯蒂尼的改革开始，出现了一种同质的和同位的（isotope）的政治空间，它对谱系的节段进行超编码，而与此同时，那些不同的核心则开始围绕一个作为公分母而运作的中心产生共振。①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揭示了，在古希腊城邦之后，罗马帝国强制规定了一种线性的或几何式的国家理由，它包括一种对于军营和要塞的大体勾画，一种“通过划线来限定”的通用技艺，一种对界域的规划，一种用空间来取代场所和界域性的操作，一种从世界向城市的转化，简言之，就是一种越来越僵化的节段性。②一旦被强调和被超编码，节段似乎就丧失了其萌芽的功能，丧失了与实现着的、处于结合和瓦解的过程之中的节段之间的动态关联。如果说存在着一种原初的“几何学”[原几何学(proto-géométrie)]，它就是一种操作性的几何学，在其中，所有的图形决不会与它们的情状(affections)、它们的生成之线、它们的节段化之节段相分离：存在着“圆形”(ronds)，但不存在圆(cercle)，存在着“排直”(alignement)，但不存在直线，以此类推。相反，国家的几何学——或准确说是国家和几何学之间的联合—则自身体现于元素一定理的优先性之中，它用固定的或理想的本质取代了柔顺的形态学的构型，用属性取代了情动，用预先确定的节段取代了实现着的节段化。几何和算术拥有了一种解剖刀的力量。私有制意味着一个通过测量来进行条块分割和超编码的空间。不仅每条线都有其节段，而且一条线的节段与另一条线的节段相互对应：比如，薪酬体制就在货币的节段、生产的节段和消费品的节段之间建立起一种对应关系。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对于一个萨满巫师的秘密祭仪，以及树在亚诺玛米族（Yanomami)印第安人那里的地位，参见 JacquesLizot，pp.127一135：“在他们两脚之间匆忙挖出一个洞，将杆子的基部插进去，让它竖在那里。图拉韦(Turaewë)在土地上勾勒出想象的线条，它们向四周发散。他说：这些就是根。
②因此，国家并非仅界定为一种公共权力的类型，而且，它还作为一种作用于公共和私人权力的共鸣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是一种内在于资产阶级的法律的区分，它在那些资产阶级法律行使其权力的从属领域之中才有效用。国家的领域则摆脱了此种区分，因为它是超越法律之上的。……它反倒是所有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的条件”(«Idéologie et appareilsidéologiques d'Etat», La Pensée, jui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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