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将中心化和节段性对立起来，这并不充分。然而，将两种节段性（一种是柔顺的和原始的，另一种是现代的和僵化的）对立起来，也同样是不充分的。因为，尽管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别，但它们是不可分离的，彼此交叠、纠缠在一起。原始社会有着僵化和树形化的核心，它既预示着，但同时又抗拒着国家。反之，我们的社会持续沉浸于一个柔顺的织体之中，没有它，那些僵化的节段将无法维系。我们不能将柔顺的节段性局限于原始社会之中。它甚至也不是一个在我们身上残存着的野蛮人，而完全是一种现实的功能，并且不能与僵化的节段性相分离。因此，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个体都同时被两种节段性所渗透：一种是克分子的，另一种则是分子的。如果说它们是彼此区别的，这是因为它们不具有相同的项、关系、本质，乃至多元性的类型。然而，如果说它们是不可分离的，这是因为它们是并存的，彼此进入对方之中。它们在原始人和我们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形象—但两种节段性始终是互为前提的。简言之，所有的一切都是政治性的，然而，每种政治都同时是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比如知觉或情感的集合体：它们的克分子的组织和僵化的节段性都并未排除一整个无意识的微知觉、无意识的情动、精细的节段化的世界，所有这些所把握和体验到的是不同的事物，而且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布和运作。一种知觉、情状、对话（等等）的微观政治。如果我们对那些宏大的二元性的集合体（比如性别或阶层）进行考察，将会清楚看到，它们同样也进入到具有另一种本质的分子性配置之中；而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双重的依赖。因为，两种性别各自都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分子性的组合体，它们不仅发动了女人之中的男人和男人之中的女人，而且还发动了每一种性别与动物、植物（等等）之间的关系：无数种微性别（petits-sexes)。而社会阶层自身则指向着“群众”(masse)，后者不进行同样的运动，不具有同样的分布，没有相同的目标，甚至连斗争的方式也不相同。对群众和阶层进行区分的这种意图实际上趋向于这个界限：群众的观念就是一种分子性的观念，它得以运作的那种节段性的类型不能被还原为阶层的克分子的节段性。然而，阶层是从群众之中被塑造出来的，它令后者结晶化。群众不停地流动，不停地从阶层之中溢出。然而，它们的互为前提的关系并没有排除二者在视角、本质、等级和功能上的某种差异（被如此理解的群众的观念与卡内蒂所提出的涵义完全不同)。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福特斯分析了“大地的守卫者”与首领在塔伦西人之中的差异。此种权力的区别在原始社会之中是相当普遍的；然而，重要的是，它之所以被如此组织形成，恰恰是为了阻止权力之间的共振。比如，根据贝尔特(Berthe）对于爪哇的巴杜伊人（Baduj）的分析，大地守卫者的权力一方面被视作消极的和女性的，另一方面则被归属于长子：它不是“亲属关系对于政治秩序的一种僭越”，正相反，它是“一种将政治秩序转译为亲属关系的需要”，以便阻止一种得以产生出私有制的共振的建立(参见 Louis Berthe，«Aînés et cadets，l'alliance et la hiérarchie chez les Baduj», L'Homme, juillet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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