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避免四种涉及此种柔顺的和分子的节段性的错误。第一种错误是价值论的，它以为只需一点点柔顺性就足以使事情变得“更好”。然而，正是微观法西斯主义使法西斯主义变得如此危险，因而精细的节段化和最为僵化的节段化是同样有害的。第二种错误是心理学的，就好像分子是处于想象的领域之中，并仅仅指向个体或个体间性。然而，无论在哪条线上都存在着同样多的社会一实在。第三种错误，两种形式不能仅仅通过维度而被区分，比如一种小的形式和一种大的形式；虽然分子确实运作于细节之处和小群体之中，但是，它并不比克分子的组织更少扩及于整个社会场域。最后，两条线之间的质的差异并未阻止它们的互相推进或彼此交叉，在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成比例的关系，或是成正比，或是成反比。
其实，在第一种情形之中，克分子的组织越是强大，它就越是能够引发一种其自身的要素、关联以及基本装置的分子化。当机器变成全球的和宇宙的，配置就越来越倾向于微型化、趋向于变成微观一布局。根据戈尔茨（Gorz）的原则，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所拥有的唯一的劳动要素就是分子性的或分子化的个体，也即作为“群众”的个体。对于一种有组织的、克分子的宏观安全所进行的管理相关于一整套对微小的恐惧所进行的微观一管理、一整套持续存在的分子层次的不安全性，以至于内务部长的座右铭可以被表述为：一个社会的宏观政治是为了、并通过一种应对不安全性的微观政治而实现的。①不过，第二种情形是更为重要的：分子的运动并未实现、或毋宁说阻挠着和突破着世界性的大型组织。这正是德斯坦总统②在其关于政治地理学和军事地理学的教程之中所指出的：世界越是在“东西”方之间通过一部超编码和超级武装的（surarmée）的二元性机器而处于均势，那么，它在另一条“南北”之线上就越是处于“不稳定”（déstabilise）的状态。总会有一个巴勒斯坦人、或一个巴斯克人、或一个科西嘉人来形成“一种区域性的安全的不稳定化”③。因而，西方和东方这两大阵营不断地受到一种分子性的节段化的作用，它导致了一种曲折的裂痕，使得双方难以保持它们所固有的节段。就好像始终存在着一条逃逸线，它或许始于涓涓细流，流经节段之间，但却躲避着它们的中心化，逃避着它们的总体化。扰动着一个社会的深层运动就以此种方式旱现出来，即便它们必然会“被再现”为一种克分子的节段之间的冲突。人们这样说是错的（尤其是就马克思主义而言）：一个社会是为其矛盾所界定的。这仅仅在宏观的尺度之上才是事实。从微观政治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是为其逃逸线所界定的，而这些逃逸线是分子性的。始终有某物在流动和逃逸，它避开了二元性的组织，避开了共振的装置和超编码的机器：那些被归结为“风俗的演变”的事物，年轻人、女人、疯人，等等。法国的1968年5月风暴是分子性的，而从宏观政治的观点来看，其形势尤为不可感知。有时，那些极为狭隘的人和年迈昏花的人会比最为进步的政治家—或那些基于组织的观点而自认为如此的政治家—更好地把握事件。正如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Tarde④）所说，必须要了解：哪些农民，在法国南方的哪些地区，已经开始不再欢迎当地的地主。在此种情形之中，一位落伍的、年迈的地主可能比一位现代主义者更好地评价事物。1968年5月风暴也是如此：所有那些以宏观政治的术语来进行判断的人都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件，因为某些无法被确定的事物已然逃逸。政治家、党派、工会、众多左派分子，在他们身上汇聚起一股强大的怨恨；他们不停地提醒人们注意，“时机”尚未成熟。就好像人们已经暂时废黜了那令他们成为有资格的对话者的一整部二元性的机器。奇怪的是，戴高乐（甚至蓬皮杜）要比其他人理解得更深。一股分子性之流逃逸着，起初是微型的，接着就进行扩张、但却仍然是作为不可确定者……然而，相反的情况也是事实：分子性的逃逸和运动将变得无关紧要，除非它们重新回到克分子的组织，进而对其节段，对其性别、阶层、党派的二元性的分布进行重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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