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问题就在于，分子和克分子并非是通过尺寸、尺度或维度而得以划分的，而要视不同的参照系的本性而定。因而，也许应该将“线”和“节段”这些词保留给克分子的组织，并去寻找另外一些词语，它们更适合于分子性的构成。其实，每当我们能够确定一条由明确划分的节段所构成的线，就会发现这条线以量子流这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在每种情形之中，我们都能够在二者之间的边界之处定位一个“权力中心”，对这个中心的界定并非是通过它在某个领域之中的绝对运作，而是通过它介于线和流之间所实施的相对的适应和转变。比如一条带有节段的货币之线。这些节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比如，从一种企业预算的角度来看：实际工资、净利润、薪酬管理、资本利息、储备金、投资，等等。不过，这条货币一支付之线还指向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也即一个货币一资金之流，它不再包含节段，而是有着极、特异点和量子（流之极就是货币的创造和毁灭；特异点就是名义性的流动资产；而量子就是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滞胀，等等)。这一点使人们得以谈论一种“突变的、骤发性的、创造性的、循环性的流”，它与欲望联结在一起，总是潜藏于牢固的线及其节段(它们决定着利率和供求）之下。①在收支差额（balance de paiement）之中，我们重新发现了一种二元的节段性，它区分了（比如）所谓的自主性操作和补偿性操作；然而，准确说来，资本的运动不容许其自身如此被节段化，因为它们是“最彻底地被分解的，根据它们的本质、持续的时间，以及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法人资格”，因而，当面临这股流之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将界限置于何处”②。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同样存在着持久的相互关联，因为正是通过线性化和节段化，流才趋于枯竭，但同样，也正是从它们之中才产生出一种新的创造。当我们谈到银行业的权力之时（尤其是集中在那些中央银行之中)，问题确实在于此种相对的权力，它致力于“尽”可能地调节流通（circuit）的两个部分之间的互通、转换和相互适应。这就是为何，一个权力中心更多地为逃离它们之物或其自身的无力，而非其权力作用的领域所界定。简言之，分子、微观经济、微观政治，这些并不是为其元素的微小性所界定，而是为其“集群”的本性所界定—量子流有别于被划分为克分子节段的线。①使节段与量子相对应、依照量子来对节段进行调节，这些任务就牵涉到节奏和模式的随机变化，而非某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始终有某物逃逸。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具有突变力量的流”和两种货币之间的区分，参见 Bernard Schmitt，Monnaie，salaires et profits，Éd. Castella, pp.236, 275—277。
② Michel Lelart, Le dollar monnaie internationale, Éd. Albatros, p.57.
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