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举几个别的例子。比如，当我们谈论基督教会的权力，它始终关联于某种对于罪孽(它有着一种牢固的节段性)、罪孽的类型(七宗罪)、衡量的单位（多少回?）、等价与赎罪的规则（忏悔、补赎……）所进行的管理。然而，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但却互补性的流，可称之为易犯罪性（peccabilité）的分子流：它紧紧围绕着一个线性的区域，甚至好像是转而贯穿其间，但它自身却只包含极（原罪一救赎或恩典）和量子[“(没有意识到罪孽的）罪孽”，（意识到罪孽的）罪孽，（由对罪孽的意识所产生的）罪孽]。②我们同样可以谈及一种犯罪行为之流，它有别于由一种司法代码及其划分所构成的克分子之线。或者，当我们谈论军事权力、军队的权力之时，我们所考察的正是一条根据战争的类型而被节段化的线，这些类型恰好与发动战争的国家及其为自己所设定的政治目标相对应(从“有限的”战争到“全面”战争)。然而，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洞见，战争机器则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绝对的战争之流，延展于一个进攻极和一个防御极之间，并且仅仅为量子所标记（精神性的和物质性的军力，就像是战争的名义性的流动资产)。关于纯粹的流，我们可以说，它是抽象的，但却是真实的；是观念性的，但却是有效的；是绝对的，但却是“差异化的”。确实，我们只有通过在节段化的线上的标记才能把握流及其量子；但反过来说，这条线、这些标记都只有通过浸没着它们的流才能存在。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我们都看到带有节段之线（宏观政治）沉浸于、延伸于量子流（微观政治）之中，后者不停地重组、激荡着它的节段：
向塔尔德（1843一1904）致敬：他的久为人所遗忘的著作在美国社会学（尤其是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之下重又展现出其切实性。他曾经受到涂尔干及其学派的打压(类似于居维叶和乔弗罗伊·圣-希拉尔之间的争论，并且同样激烈)。涂尔于所偏好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的集体表象：一般说来，此种表象是二元性的、共振的、超编码的……塔尔德反驳说，这些集体表象已经预设了那些必须被解释的东西，即“不可胜数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这就是为何塔尔德对于细节或极微小的世界更感兴趣：微小的模仿、对立和创造，这些构成了一整个亚表象的（sub-représentative）材料的领域。在那些最为出色的篇章之中，塔尔德对于一种微观的官僚机制或语言的创新进行了分析。涂尔干主义者们回应道，这些问题所涉及的是心理学或交互心理学，而不是社会学。然而，这只是貌似有理，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粗略描述：微观模仿看起来确实是在两个个体之间进行的。但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之上，它相关于一股流或一阵波，而非一个个体。模仿就是一股流的蔓延；对立就是二元化，就是将流置于二元性之中；创造，就是不同的流之间的某种接合（conjugaison）或连接。那么，在塔尔德看来，什么是一股流呢？它就是信仰或欲望(每个配置的两个方面)，一股流总是信仰之流和欲望之流。信仰和欲望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因为它们是流，因而是“可量化的”，是真正的社会性的量；相反，感觉是定性的，表象则是简单的合成。①因此，极微小的模仿、对立、创造就像是流的量子，它们标志着信仰和欲望的一种拓展、二元化或接合。统计学的重要性正源于此，但前提是它专注于点，而不仅仅是表象的“固定的”区域。因为，差异最终根本不在于社会和个体之间[或个体间(inter-individuel)]，而是在于表象（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表象）的克分子领域与信仰和欲望的分子领域（在其中，社会和个体之间的区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流既不能被归属于个体，但同样也不能被集体性的能指进行超编码）之间。表象已然界定了大型的集合，或确定了一条线上的节段；而信仰和欲望则是那些为量子所标记之流，这些流被创造、被耗竭、或被转变，它们被加合、被减去、或被组合。塔尔德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的创始人，他充分拓展了它的宽度和广度，并预先就否弃了那些它后来将会遭受的误解。
-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比如福柯在《规训与刑罚》之中的分析，他称之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首先，它所涉及的尤其是微观的机制，那些运作于细节或无穷小量之中的分子性的核心，它们在学校、军队、工厂、监狱等等之中构成了如此众多的“规训”。(p.140sq.）然而，其次，这些节段自身，以及在微观物理学的等级上对它们进行加工的那些核心，都呈现为一个抽象的“构图”（它展布于整个社会场域之中）的特异性，或呈现为从某股流之中所提取出的量子——这股流现在被界定为有待被控制的“一种个体的多样性”。(参见p.207 sq.)
②关于“量化的罪孽”，量子，以及质的飞跃，我们可以回顾克尔凯郭尔在《畏惧的概念》(Le conceptd'angoisse)之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微观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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