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确定这两种运动（解码一解域和超编码一再结域）得以并存或同时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我们区分出分子性的方面和克分子的方面：一方面是群众或流，连同它们的变异，解域的量子，连接和加速；另一方面，则是阶层或节段，连同它们的二元性的组织，它们的共振，结合或聚集，以及凌驾于别的线之上的超编码之线。①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之间的差异并不在于所考察的时间的长短，规模的大小，更在于不同的参照系统，这要看我们所考察的是一条以节段的方式被超编码的线，还是一股以量子的方式进行变异的线。僵化的体系并未阻止另一种体系：流在线之下持续着，不断地变化，而线却在进行总体化。群众和阶级不具有同样的边界，也不具有相同的动力机制，尽管同一个群体可能受到两种符号的作用。同时作为一个群体和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当然，无论是在群体还是在阶级之中，都存在着同样众多的力量的关系和暴力。然而，准确说来，同一场斗争具有两个迥然有别的方面，而与这两个方面相关的胜利和失败也就截然不同。群体的运动彼此加速和承接（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中变得模糊不清，由此进入长期的僵固)，但却从一个阶级跃向另一个阶级，经历着变异，释放出新的量子这些量子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重新质疑它们的超编码和再结域，在别处形成新的逃逸线。在阶级的再生产之下，始终存在着一张群体的多变地图。政治通过二元性的宏观决策和选择以及二元分化的利益而运作；但是可以被确定的领域却是非常狭小的。由此政治决策必然深入到一个微观决断（micro-détermination）的世界之中，一个诱惑和欲望的世界，它不得不以另一种方式来预测和评估这个世界：在线性的概念和节段性的决策之下，存在着一种对于流及其量子的评估。在一段奇妙的篇章之中，米什莱（Michelet）指责弗朗索瓦一世②对使得大量反教会者涌进法国的移民流作出了不当的估计：弗朗索瓦一世仅仅将其视作一股注入的潜在兵源，而并没有从中体察到一股群体的分子流，而法国原本可以将这股流转而为自身谋利，并由此成为另一场不同以往的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③问题总是如此。无论好坏，政治及其决断总是克分子性的，但是，它却是由分子及对分子的评估所“造就”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Euvres 1，Maspero)提出了群众和阶级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的问题，它却仍然基于一种主观性的观点：群众作为“阶级意识的本能性基础”(参见 Boulte et Moiroux in «RosaLuxemburg vivante»，Partisans，1969)。巴迪欧(Badiou)和巴尔梅斯(Balmès)提出了一种更为客观性的假设：群众应当是“不变项”，它们与一般的国家形式和剥削相对立，而阶级却是历史性的变项，它规定着具体的国家以及（在无产阶级的情形之中）一种有效解体的可能性(De l'idéologie，Éd. Maspero)。然而，我们很难看出：一方面，为何群众自身不是历史性的变项；另一方面，为何群众被限定于被剥削者之中(“作为农民—平民的大众”)，既然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于领主的群体(masse)，资产阶级的群体(masse)或甚至是货币的集群(masse)。
②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被视为开明的君主，是法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1515—1547年在位)。——译注
③ Michelet, Histoire de France, la 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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