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处于描绘一张地图的更佳位置。如果我们重新赋予“线”这个词以一种尤为普遍的含义，那么就会看到，不只有两种线，而是实际上有三种：（1）相互纠缠的代码和界域性的相对柔顺的线，这就是为何我们从一种所谓原始的节段性出发，在其中界域和线的节段化构成了社会空间；(2）僵化的线，它通过节段的二元性组织、共振的同心圆，以及普遍化的超编码而运作：社会空间在这里意味着一种国家的装置。这个系统有别于原始的系统，这正是因为超编码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代码，而是一种不同于代码程式的另一种特殊的程式(procédé)(同样，再结域不是另外增加的一片界域，而是发生于有别于界域空间的另一种空间之中，准确说来即被超编码的几何空间）；(3）一条或多条逃逸线，为量子所标记，为解码和解域所界定（在这些线上，始终运作着某种作为战争机器的事物）。
然而，此种表述仍然具有缺陷，它会导致这样一种误解，仿佛原始社会就是原初的。实际上，代码决不能与解码的运动相分离，而界域也决不能与渗透于它们之中的解域向量相分离。超编码和再结域并非延后发生。更准确地说，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在其中并存着三种类型的线，它们紧密地纠葛在一起：部落、帝国和战争机器。我们也同样可以说，逃逸线是原初的，或已然僵化的节段是原初的，而柔顺的节段化就不停地在这两极之间摇摆。不妨考察历史学家皮雷纳(Pirenne）在谈到野蛮部落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蛮族并非自发地对帝国发动攻击；它们是被匈奴人的奔袭所驱动，后者才决定了一系列的入侵……”①这里，一方面是罗马帝国的僵化的节段性，连同其共振的中心及边缘，它的国家，它的“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它的几何学，它的军营，它的边界(limes)。接下来，处于远景之处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线，那些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的线，他们进行着一种能动的和流动的逃逸，将解域带向各处，令那些量子激荡其中之流向前奔涌，而这些流的驱动力则来自一部无国家的战争机器。那些迁移的野蛮人正是介于这两极之间：他们到来和离去，他们逾越并再度逾越边界，劫掠或勒索，不过，他们自身也不断被整合和再结域。有时，他们深陷于帝国之中，成为后者的一个节段，变为雇佣兵或同盟者，由此定居下来，占领土地或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睿智的西哥特人)。有时则正相反，他们转向游牧部落的那一面，与后者结成同盟，变得不可分辨(才华横溢的东哥特人)。也许正是因为汪达尔人(Vandales）不断地受到匈奴人和西哥特人的攻击，他们这些“次要地区的哥特人”才勾勒出一条逃逸线，由此使自己变得与他们的主人一样强大；他们是唯一跨越地中海的集群和群体。然而，他们也同样形成了最为出人意料的再结域，建立起一个非洲帝国。②因此，看起来这三条线不仅并存，而且还相互转化，彼此进入到对方之中。此外，在我们刚刚所举的这个简要的例子之中，这些线分别体现于不同的群体之中。而当这些线处于同一个群体或个体之中时，我们的结论就更为适用。
- 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① Pirenne, Mahomet et Charlemagne, P. U. F., p.7.
② 参见 E.F. Gautier，Genséric，roi des Vandales，Payot(“正因为他们是最为弱小的，总是被别人从背后驱赶，他们才被迫行进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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