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更应该考察抽象机器的那些同时并行的状态。一方面，存在着一部超编码的抽象机器：正是它界定了一种僵化的节段性，一种宏观节段性，因为它生产着、或毋宁说是再生产着节段，将这些节段两两相对，使所有的中心之间产生共振，并拓展着一个同质性的、可分的、在各个方向上被层化的空间。这样一部抽象机器与国家装置联结在一起。然而，我们不能将它和国家装置自身等同起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几何学的方式来界定抽象机器，或者在不同条件之下，还可以通过一种“公理系统”来进行界定；然而，国家装置却既不是几何学也不是公理系统：它只是再结域的配置，在某种限度之内和某种条件之下实现着超编码的机器。我们至多只能说，国家装置越来越倾向于与它所实现的这部抽象机器相同化。这里，集权国家的观念才体现出其含义：一个国家之所以变成集权国家，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在其自身的界限之内实现着世界性的超编码机器，而是与这部机器相同化，由此创造出一种“自给自足（autarcie）”的条件，通过“闭关锁国”和人为制造空缺来产生一种再结域（这决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而毋宁说是一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作)。①
另一方面，在另一极上则存在着一部变异的抽象机器，它通过解码和解域而运作。正是它勾勒出逃逸线：它引导着量子流，确保着流的创造一连接，并释放出新的量子。它自身就处于逃逸的状态之中，并在这些线之上建立起战争机器。如果说它构成了另外一极，这正是因为，僵化的或克分子的节段不停地堵塞、阻碍、封堵着逃逸线，而这部机器却不断地使逃逸线得以流动—在僵化的节段“之间”、在另一个亚分子（sub-moléculaire）的方向之上。此外，在两极之间，还存在着一整个确切说来是分子性的贯穿、转译、转导的领域，在其中，时而克分子线已经受到了裂隙和裂痕的作用，时而逃逸线已经被引向黑洞、流的连接已经被限定性的结合所取代，而量子的释放则已经被转换为中心点。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逃逸线连接着、延续着它们的强度，使得符号一粒子向黑洞之外进发；但同时，逃逸线也突然转向那些它们盘旋其中的微型黑洞、转向那些阻断着它们的分子性结合；同样，逃逸线还进入到那些稳定的节段之中，这些节段被二元化、同心化、超编码，它们围绕着一个中央黑洞进行排列。
什么是一个中心或一个权力的核心？——这个问题足以揭示出所有这些线之间的纠葛。人们谈论军队的权力、教会的权力、学校的权力，以及公共的或私人的权力……很明显，权力的中心涉及僵化的节段。每个克分子的节段都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可以反驳说，这些节段自身已经预设了一个权力的中心，后者对它们进行区分和聚合，令它们相互对立并形成共振。然而，在节段性的部分和中心化的装置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一方面，最僵化的节段性并未阻止中心化：共同的中心点并不是别的点混合在一起的地方，而是作为一个居于边界之处的共振之点，它位于所有别的点的后面。国家并不是一个将所有别的点掌控于自身之中的点，相反，它对于所有的点来说构成了一个共振箱。即便是集权国家，仍然具有在不同的中心和节段之间形成共振的功能：只不过，此种功能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实现的，此种状态拓展着其内在的范围，或使“共振”与一种“受迫运动”耦合起来。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则相反，最为严格的中心化并未消除中心、节段和循环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进行超编码的线被勾勒出来，它确保着某个节段相对于别的节段的优势(在二元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它给予某个中心一种与别的中心相关共振的能力(在环状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它贯穿着某个主导性节段并由此将其凸显出来(在线性的节段性的情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心化始终是等级性的，但等级始终是节段性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集权主义并不是为公共部门的规模所界定，因为在许多情形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自由的经济。它是被人为建构起来的“隔绝的领域”所界定的，尤其是货币的甚至工业的领域。正如丹尼尔·格兰(DanielGuérin)所揭示的，首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德国的纳粹主义才是集权国家(Fascisme et grand capital, Maspero, ch. 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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