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生成一女人和生成一儿童出现于嗓音的机器化（machination）的问题之中。对嗓音进行装配(machiner)，这就是首要的音乐操作。我们知道，在英国和意大利，西方音乐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假声男高音(haute-contre)的头音(voix de tête)，他的歌声“逾越了他的嗓音”，或，他的嗓音运作于鼻窦、后咽及上颚之中，而不再依赖于横膈膜，也不再通过支气管；另一方面，是阉人歌手的腹部发声，“更为有力，容量更大，更为慵懒”，就好像他们将一种肉体的质料赋予不可感知者、不可触知者和轻盈之物。费尔南德兹①曾就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优美的著作，由此成功地制止了对在音乐和阉割之间的关联所进行的一整套精神分析的考察，并指出，嗓音的机器装备（machinerie）这个音乐问题必然意味着对庞大的二元性机器的否弃，也即，否弃将嗓音指定给“男人或女人”的克分子构型。②作为男人或女人，这在音乐之中不再存在。然而，尚未确定的是，费尔南德兹所援引的两性同体的神话是否充分。但问题并不在于神话，而在于真实的生成。嗓音自身应该达致一种生成一女人或一种生成一儿童。而音乐的奇妙内容就在于此。由此，正如费尔南德兹指出的，重要的并不是去模仿女人或儿童，即便是当一个儿童在歌唱之时。是音乐性的嗓音自身生成为儿童，而与此同时，儿童也生成为声音，纯粹就是声音。不会有哪个儿童能够做到这一点，或即便有，那也将是通过生成为某种有别于儿童的事物，这样一个儿童，他归属于另一个异样空灵的感觉世界。简言之，解域是双重的：嗓音在一种生成一儿童之中被解域，而它所生成的儿童自身又被解域，它不是被产生的，而是处于生成之中。“孩子生出双翼，”舒曼说。我们在音乐的生成一动物之中重新发现了同样的曲折运动：马塞尔·莫雷(MarcelMoré)指出，莫扎特的音乐之中渗透着一种生成一马或生成一鸟。然而，没有哪个音乐家通过“摹仿”马或鸟而自得其乐。如果声音的断块将一种生成一动物作为其内容，那么，动物也同时通过声音而生成为别物，某种绝对之物，夜、死亡、快感当然既不是一种普遍性也不是一种单一性，而是一个个别体，这次死亡、那个夜。音乐将一种生成一动物作为内容；但在此种生成之中，比如说，马将定音鼓的细碎敲击当作表达，这些碎击生出了双翼，就像是来自天国或地狱的马蹄声；鸟儿在回音、倚音、断奏音符之中获得了表达，由此化作如此众多的魂灵。③在莫扎特的作品之中，形成对角线的就是重音，首先就是重音。如果有人未遵循重音，如果他没有注意到重音，那么就会重新落入一个相对贫乏的点状系统之中。音乐家在鸟儿身上被解域，然而，这是一只自身被解域、“被改变形貌”的鸟儿，一只天堂鸟，它在与别物共同生成之际自身也在生成。亚哈船长投身于一种与莫比一迪克一起进行的难以抗拒的生成一白鲸之中；然而，与此同时，那头巨兽莫比一迪克也必然生成为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纯白色，一面闪烁的纯白色高墙，一根银线，它“像”一位少女那般变得纤长和柔软、像一根绳索那般扭曲、像一道壁垒那般矗立。或许，文学有可能会追上绘画、甚至是音乐？而绘画也会追上音乐？(莫雷提到了克利的鸟，但他却并不理解梅西安的鸟之歌。）没有哪一种艺术是模仿性的，也没有哪种艺术能成为模仿的或象形的：假设一位画家“再现了”一只鸟；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生成一鸟儿，而与此同时，鸟儿自身也处于生成别物（一条纯粹的线和一种纯粹的颜色）的过程之中。因而，模仿摧毁了自身，因为那个进行模仿者不知不觉间进入到一种生成之中，由此与被模仿者在不知不觉间所进行的生成结合在一起。因此，人们尽可以进行模仿，但此种模仿是失败的，注定是失败的。画家或音乐家并非模仿动物，而是生成一动物，与此同时，动物也按其意欲进行生成，进入到与自然之间的最深层次的和谐之中。①生成始终成双而行，即所生成的事物与进行生成者一同进行生成，由此形成了一个断块，它本质上是变动不居的，绝不会处于均衡之中。蒙德里安的完美正方形在一个点上突然失去均衡，产生出一条对角线，半敞开了它的封闭结构，并带动着两条边。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费尔南德兹(DominiqueFernandez)，1929年生于巴黎，曾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以对意大利文化的卓越研究而闻名于世。他获得过龚古尔文学奖，并于2007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② Dominique Fernandez，La rose des Tudors，Julliard(以及小说 Porporino，Grasset)。费尔南德兹提到了流行音乐，并将其视作一种向着伟大的英国声乐所进行的胆怯的回归。实际上，应该考察循环呼吸法，即在吸气和呼气的同时进行歌唱，或运用共鸣区来过滤声音（鼻子、前额、颧骨—对面孔的一种真正音乐性的运用)。
③ Marcel Moré, Le dieu Mozart et le monde des oiseaux, Gallimard.
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