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的视角来看，战争的人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异常性必然以一种否定的形式出现：愚蠢、丑陋、疯狂、违法、僭越、罪恶……杜梅泽尔分析了印欧传统之中的战士的三重“罪孽”：违抗国王，违抗祭司，违抗源自国家的法律（比如，一种性的僭越危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分，或者，甚至是一种对于国家所颁布的战争法的背叛③)。战士处于背叛一切事物（包括军事的功能）的境地之中，或处于一无所知的境地之中。或许出于偶然，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苏联的历史学家们都遵循着此种否定性的传统，并由此解释了成吉思汗的“无知”：他“不理解”国家的现象，也“不理解”城市的现象。说起来倒简单。这是因为，战争机器相对于国家装置的那种外在性俯拾皆是，但始终难以对其进行思索。断言说机器是外在于装置的，这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将战争机器自身当作一种外在性的纯粹形式来思索，而国家装置所建构起来的则是内部性的形式，我们习惯性地将它作为原型，或者，正是它令我们养成了此种思索的习惯。使一切变得复杂化的正是这一点：在某些情形之中，战争机器所具有的此种外源的（extrinsèque）强力倾向于与国家装置的两个首脑之一混同在一起。有时，它同国家的魔法性暴力混同在一起，有时，又同国家的军事体制混同在一起。比如，战争机器发明了速度和秘密；然而，仍然存在着某种速度和秘密，它们以相对和次要的方式从属于国家。因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即将政治主权的两极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与这两极和战争强力之间的动态关系等同起来。杜梅泽尔援引了罗马皇帝的世系：一种罗穆卢斯一努玛的关系在一个序列之中不断再现，这个序列带有变量和一种在这两个同样合法的统治者类型之间的交替；然而，还存在着与一个“邪恶国王”之间的关系，比如图路斯·荷提里乌斯（Tullus Hostilius）①，塔奎尼乌斯·苏培布斯(Tarquin le Superbe)②，以及作为令人不安的、不合法人物的战士的入侵。③我们同样可以援引莎士比亚笔下的国王：即便是暴力、谋杀和堕落也不能阻止国家的世系之中产生出“好的”国王；然而，一个令人不安的人物——理查三世——潜入了进来，他从一开始就昭示了他的意图，想要重新发明一部战争机器并强行划定它的线（作为一个丑陋的、狡猾的背信弃义者，他仰仗着一种“隐秘的目的”，它完全不同于对国家权力的征服，并拥有与女性之间的另一种关系)。简言之，每当人们将战争强力的入侵与国家统治的世系混淆起来，所有的一切就都变得含糊不清，并且，人们由此就只能将战争机器理解为否定性的种类，因为没有什么外在于国家的事物得以持存。然而，当战争机器被重新置于其外在性的环境之中时，它就呈现为另一个种类，显现出另一种本性，另一个来源。我们会说，它介于国家的两个首脑、两种联接之间，为了从其中的一方向另一方过渡，它是必需的。然而，准确说来，在这两极“之间”，正是在那个时刻（即便是转瞬即逝、即便是迅如闪电)，它肯定了自身的不可还原性。国家不具有其自身的战争机器；它仅靠军事体制的形式才能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但此种体制总是产生问题。由此，国家对于它的军事体制抱着一种不信任，因为后者继承了一部外来的战争机器。克劳塞维茨对于此种普遍的情势有所预感，他将绝对战争之流（flux）当作一种理念(Idée)，而国家则尤其是根据其政治需要将此种理念部分性地占为己有，并且，正是基于这些需要，它们才成为较好或较差的“引导者”。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第一段引文出自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二篇论文，第17节(Walter Kaufmann & R.J. Hollingdaletrans，New York：Vintage，1967)，p.86；第二段引文来自卡夫卡“一篇旧手稿”，《故事全集》(Nahum N.Glazer，New York：Schocken，1983)，p.416。——英译本注
②德豪胥(《迷醉的国王与国家的起源》)强调了恩孔戈洛（Nkongolo)的行动的公众性，这与姆比迪(Mbidi)及其儿子的行动的秘密性相对立：尤其是，前者公开进餐，而后者却在进餐的时候隐藏起来。我们之后将会看到秘密和一部战争机器之间的本质关联，它涉及起源，也涉及结果：间谍、战略、外交。评注者常常突出此种关联。
③ Dumézil，Mythe et épopée，Gallimard，ⅡI，pp.17—19：对于三重罪孽的分析涉及印度的因陀罗神、斯堪的 纳维亚的斯塔卡瑟鲁思(Starcatherus)神、古希腊的赫拉克勒斯。亦可参见 Heur et malheur du gue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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