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题的重要性首先就在于，将注意力集中于抑止（inhibition）的集体性机制之上。这些机制可以是精微的，并作为微观一机制而发生功用。我们在某些集群或集团的现象中清楚看到了这一点。比如，在波哥大（Bogota）的街头少年团伙的案例中，雅克·穆尼耶（JacquesMeunier）引证了三种阻止首领获取一种稳固权力的方式：团伙的成员集合在一起，共同进行其盗窃活动，拥有集体共享的战利品，但他们也分散开来、并非始终在一起吃饭和睡觉；此外，特别是，团伙的每个成员都与一个、两个或三个其他成员成双结对，这样，当他与首领发生分歧时，他将不会独自离去，而是带上他的同盟者，而这种联合起来的出走就具有瓦解整个团伙的威胁；最后，存在着一种流传甚广的限制年龄的做法，也即，当一个成员接近十五岁时，他就注定会被劝诱离开、脱离团伙。②为了理解这些机制，应该放弃进化论的视角，因为它将团伙或集群当作一种初级的、组织程度较低的社会形式。即便是在动物集群之中，首领权威也已经是一种复杂的机制了，它的目的并非是提拔最强者，而是阻抑稳固权力的建立，以利于一种内在性关联的网络。③我们同样可以将文明程度最高的人类之中的“上层社会”(mondanité）的形式与“社交”(sociabilité）的形式做对比：上层社会的群体接近于集团，它们是借助威望的扩散而运作的，因而不同于社交群体那般指向权力中心（普鲁斯特出色地揭示了上层社会的价值与社交价值之间的此种不一致性)。欧仁·苏(Eugène Sue)，一个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那些正统派指责他经常造访奥尔良（Orléans）的家庭，但他却说，“我不是站在家庭的一边，而是站在集群的一边”。集团、集群，就是根茎型的群体，它们与聚集于权力机构周围的树形群体相对立。这就是为何一般说来，集团—甚至是那些与抢劫活动或上流社会相关的集团—是一部战争机器的变形，这部机器在形式上区别于所有国家装置及其对等物，正是它们使中心化的社会形成结构。我们当然不会说纪律（discipline）是战争机器的特性：当国家占有了军队之时，纪律就变成军队所必需的特征；而战争机器则对应着其他规则，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些规则就更好，而只是想说，它们激发了战士所具有的一种根本性的无纪律(indiscipline)，一种对于等级的质疑，一种通过抛弃和背叛而进行的持久的勒索，一种极为敏锐的荣誉感。再度重申，所有这些都阻碍了国家的形成。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Pierre Clastres, 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 Éd. de Minuit; «Archéologie de la violence» et «Malheur du guerriersauvage»，in LibreI et Ⅱ，Payot. 在后一篇文本之中，克拉斯特尔描绘了原始社会中的战士的命运，并分析了阻止权力集中的机制[同样，莫斯也已经揭示了，在夸富宴（potlatch）之中存在着一种阻止财富集中的机制]。
② Jacques Meunier，Les gamins de Bogotá， Lattès，p.159(«chantage à la dispersion»)，p.177： 如果必需，“其他的街头少年就会通过一种复杂的羞辱和沉默的手法来让这个观念不胫而走：即他应该离开团伙”。穆尼耶(Meunier)强调了前团伙成员的命运受到威胁的程度：不仅是出于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因为他难以融入“盗贼”(pègre）中，后者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太过等级化、中心化、太过以权力机构(organes）为中心的社会(p.178)。关于少年帮派，同样参见小说 Amado，Capitaines des sables，Gallimard。
③ 参见 I. S. Bernstein, «La dominance sociale chez les primates», in La recherche, n° 91， juiue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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