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科学（战争机器的游牧科学和国家的王权科学）之间的此种对立或更确切地说是极限张力重现于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层次。安娜·凯莉安（AnneQuerrien）的著作使我们能够确认两个这样的时刻：一个是12世纪时哥特式教堂的建造，另一个则是18、19世纪时桥梁的兴建。②实际上，哥特式建筑离不开这样一种意愿，即建造比罗马教堂更高也更耐久的教堂。始终是更远，始终是更高……但是，此种差异并非仅仅是量上的，它标志着一种质变：形式一物质之间的稳固关系逐渐淡去，突现出质料一力之间的一种动态关系。正是对石料的加工将其形成为一种质料，此种质料能够掌控并协调那些推动力，从而建造起始终是更高和更耐久的穹顶。穹顶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条石料的连续流变之线。如果说哥特式建筑征服了一个平滑空间，那么罗马式建筑则仍然部分地停留于一个纹理化空间之中(在其中，穹顶依赖于平行支柱的并置)。然而，对石料的加工一方面不能与地面上的投影平面[它的功能是作为一个极限平面(limite plane)]相分离，另一方面不能与一个逐次逼近（approximations succeesives）的序列[使成正方形(équarissage)]，或对巨大石料所进行的流变的序列相分离。当然，人们想用欧几里得的公理科学来为这项工程奠定基础：数学图形和公式被视为可理解的形式，它能够对表面和体积进行组织。然而，据传说，修士伯纳德（BernarddeClairvaux）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努力，认为它太过“艰难”，并求助于一种阿基米德式的操作性几何学所具有的特效—这是一种射影的和画法的几何学，被界定为少数科学，它更是一种数学图形学（mathégraphie）而非一种数学神学(mathélogie)。他的那位能工巧匠，兼为泥瓦匠和修道士的加林·德特鲁瓦(GarindeTroyes）特别推荐一种操作性的运动逻辑，它能够使“内行”进行勾画，接着通过穿透空间来切割体积，从而使“线条推动数字”①。这不是在再现，而是在创造和穿越。此种科学的特征并不在于数学公式的缺乏，而在于它们所实际发挥的是极为不同的作用：它们不是对物质进行组织的绝对适当的形式，而是“被创生的”，就像是在一种对最佳状态所进行的定性计算之中被质料“推动”。通过17世纪卓越的数学家笛沙格，这一整套阿基米德式的几何学被带向其最高的表现，但同样也遭遇到了暂时性的停滞。正如大部分与他同类的人那样，笛沙格写得不多；然而，他却通过其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留下了草稿、草图、规划，所有这些都始终集中于问题一事件：“哀歌”，“石料切割的初步规划”，“关于把握一个圆锥和一个平面相交的事件的初步规划”……然而，笛沙格被巴黎的最高法院定罪，并受到了廷臣的抨击；他在透视法方面的实践被禁止。②王权科学或国家科学只有通过模板（panneaux）（与成正方形的操作相反）才能容许并采用石料的切割法，但条件是，形式、数字和量度作为固定模型的首要地位必须被恢复。王权科学只能容忍并采用一种静态的透视法，它从属于一个中心黑洞，而后者取消了它所具有的一切启发性的和可变动的能力。然而，笛沙格的冒险或事件，同样也已经在一个集体性的层次之上发生，比如哥特艺术的“工匠”。因为，不仅仅教堂以其帝国的形式已经体现出一种严格控制此种游牧科学的需要：它将以下的职责托付于圣殿骑士团(Templiers)，即确定其场所和对象，管理工地，调控建筑工程；而且，更有甚者，世俗国家以其王权的形式转而针对圣殿骑士团自身，并给工匠定罪，这当然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但至少其中之一就是要禁止此种操作性的或少数的科学。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参见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La notion de rythme dans son expression linguistique»,pp.327一375。这篇往往被视作是关键性的文本在我们看来却是含混不清的，因为它援引了德谟克里特和原子论，但却没有考察水力学问题，而且还将节奏当作实体形式的一种“次级的特殊化”。
② Anne Querrien，Devenir fonctionnaire ou le travail de l'Etat，Cerfi。我们已经援引过这部著作，以及安 娜·凯莉安(Anne Querrien)的尚未出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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