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莉安是否有理由在18世纪的桥梁的案例中发现同样的历史回声？无疑，这两个时期的形势极为不同，因为在18世纪，通过国家制定的规范进行劳动分工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然而，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在政府统筹桥梁公路工程局的各种举措之中，公路处在一种极为中心化的管理之下，但桥梁却仍然是积极的、动态的、集体性的实验对象。特吕代纳（Trudaine③）在他的家中筹办了非同寻常的、开放的“委员会”(assemblées générales)。而佩罗内则从一种来自东方的灵活多变的模型之中获得灵感：桥梁不应该阻塞或阻碍河流。与桥梁的重力相对，与常规的、厚重的桥墩的纹理化空间相对，他提出了桥墩的细薄化和不连续性，桥拱的扁圆度，桥梁整体的轻盈和连续流变。然而，此种尝试很快遭遇到原则性的反抗：国家采取了一种惯用的伎俩，将佩罗内任命为校长，以此来压制实验，而非促成其完成。国立路桥学院的整部历史就揭示了，此种古老的、平民的“团体”（corps）如何被从属于矿业大学、市政工程学院、综合理工学院，而同时，它的活动也越来越被规范化。①这样，我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一个集体性的团体是什么？无疑，一个国家的那些大型团体总是分化的和等级化的组织，它们一方面享有一种对权力或功能的垄断，另一方面又派遣、安置它们的地区代理人。它们与家庭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们的两端分别连通家庭的模型和国家的模型，并由此就将它们自身视作官吏、职员、监督官或佃农的“大家庭”。然而，在很多这样的团体之中，似乎有某种别样运作的事物并不符合这个模式。这并不仅仅指它们对其自身的特权的固执辩护。而且，这还涉及某种能力，即便它被歪曲或被严重扭曲：能够将自身建构为一部战争机器，以另外的模式、另一种动力学、一种游牧的抱负来对抗国家。比如，存在着一个极为古老的关于“游说团”(1obby)的问题，这是一种具有流动边界的群体，在与（它想要去“影响”的）国家和(它想要去推动的）一部战争机器的关联之中，它的位置极为含混，无论这出于何种目的。②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Raoul Vergez，Les illuminés de l'art royal，Julliard。[在当下的语境之中，“线条”(trait)指的是工匠所遵循的切割线，以及正在进行中的建筑草图。Vergez给出了以下的界定：“线就是一种源自几何学的图形诗，它以草图来对建筑计划进行说明，这个草图中包括对基础的精密计算，显示出截面、立视图和所有其他的投影，以及体积的三维”；p.86。——英译者注]
② Desargues，OEuvres，Éd. Leiber [同样可参见夏斯莱(Michel Chasles)的文章，他在笛沙格(Desargues)、蒙日和蓬斯莱(Poncelet)之间建立起连续性，将他们视作“一种现代几何学的奠基人”]。
③ 特吕代纳(Daniel-Charles Trudaine，1703—1769)，一位法国的行政官员和土木工程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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