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具身体（corps）不能被还原为一个有机体，同样，身体的精神也不能被还原为一个有机体的灵魂。精神并不是更好的，但它却是变动不居的，而灵魂则是沉重的，是重力的中心。是否应该诉诸身体和身体之精神的一种军事性的起源？然而，重要的并不是“军事性的”，而是一种遥远的游牧式起源。伊本·赫勒敦(IbnKhaldoun）通过以下诸项来界定游牧的战争机器：家庭或世系，以及身体的精神。战争机器与家庭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极为不同的。在战争机器之中，家庭并非是基本的细胞，而是集群（bande）的矢量；一个家系从一个家庭转向另一个家庭，此种转向根据的是一个家庭在某个既定时刻最大化地实现“父系亲属之团结”的能力。并非是家庭在公共生活中的显著作用决定了它在国家之中的地位，正相反，是团结所具有的隐秘的强力或效力，以及家族的相应的动态决定了它在一个战争团体中的显著地位。③这里，存在着某种事物，它不能被归结为一种有机性的政权的垄断，也不能被归结为一种局部的再现，而是指向在一个游牧空间之中进行涡流运动的团体所具有的力量。当然，很难将现代国家之中的那些大型团体与阿拉伯部落相提并论。不过，我们想说的是，集体性的团体始终拥有着边缘或少数族群，它们常常以极为出乎意料的形式重新构成了战争机器的等价物，并将其置于特定的配置中，比如，建造桥梁、修建教堂，或形成判断、创作音乐、创建一门科学、一种技术……一个上尉的团体是通过对于军官的组织和高等军官所形成的有机组织而提出其要求的。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时期，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与它的那些团体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时候，这些团体为了要求某些权利而不由自主地被迫向某些溢出其外的事物开放，比如一个短暂的革命性的瞬间，一次实验性的冲击。一种被扰乱的局势，每当它发生时，都必须分析趋势和极点，以及运动的本性。骤然之间，公证人的集团就像是阿拉伯人或印第安人那般步步推进，接着又再度集结、再度组织起来：一部宇宙的歌剧，在其中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甚至有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呼声：“警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Anne Querrien，pp.26—27：“国家是否建立于失败的实验之上？……国家并非处于建设之中，它的建筑工地只能短暂存在。一个设施的建立是为了发挥功用，而不是为了被社会性地建构起来：从这个观点看，国家在建筑工程之中征招的只是那些领薪来负责执行或发号施令的人，以及那些不得不遵守一种预先建立的实验模型的人。”
②关于某个“考伯特（Colbert）游说团”的问题，参见 Dessert et Journet，Annales，nov. 1975。
③ 参见 Ibn Khaldoun，La Muqaddima，Hachette。这部杰作的一个关键性的主题，就是“团体的精神”及其含混性这个社会学问题。伊本·赫勒敦将贝督因主义（作为生活方式，而非一个种族）与定居或市民生活相对立。此种对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公共和秘密之间的被逆转的关系：不仅存在着一种贝督因战争机器的秘密、它对立于国民的公共性，而且，在前一种情形之中，“显赫”(illustration）是源自隐秘的团结，而在第二种情形之中，秘密则从属于“显赫”的需要。其次，贝督因主义兼用了家族及其谱系的显著的纯粹性和运动性，而市民生活则形成了极为不纯粹的、但同时又是严格而固定的家系。第三点尤为重要，贝督因人的家系调动了一种“团体的精神”，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维度而与之整合在一起：这就是l'Açabiyya或l'Ichtirak，从中衍生出“社会主义”这个词的阿拉伯文形式（伊本·赫勒敦强调了部落首领的“权力”缺失，他并未掌控国家的强制手段)。相反，在市民生活之中，团体的精神则变为一种权力的维度，并将被纳入独裁统治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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