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科学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它与王权科学之间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游牧科学之中的劳动分工是更不彻底的，而是说，它是别样的。我们已经了解国家与“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s）之间始终存在着的麻烦，而后者就是由修道士、木匠、铁匠等诸类人所形成的游牧的或流动的（itinérants）团体。固化、安置劳动力，调控劳动力的流动，将运河和公路指定给它，形成有机体意义上的企业；至于其余的，则借助于那些在当地所强制招募的人力（苦役）或在贫民之中所强制招募的人力(赈济的工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国家的主要事务，它试图同时征服集群之漂泊与团体之游牧。如果我们回到哥特建筑的例子，就会回想起，那些工匠如何云游四方，到处建造教堂，将工地散布于各处，并掌握着一种断然不会令国家满意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力量(流动性和罢工)。国家的回击，就是对工地进行管理，将脑力和体力、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至高无上的区分(以“治理者一被治理者”之间的差别为原型）渗透于所有的劳动分工之中。在游牧科学之中—在王权科学之中亦然，我们将发现一种“平面”的存在，然而其存在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与哥特工匠们的地平面相对立的，正是置身于工地之外的建筑师们在纸上所画出的度量性的平面。与容贯性的或复合的平面相对立的是另一种平面，即组织化的和构型的平面。与通过方正化的方法切割石料相对立的是借助于模板的切割，后者需要建立起一个有待被复制的原型。可以说，不仅不再需要一种合格的劳动：还必需一种不合格的劳动，一种劳动的去一资格化(déqualification)。国家并未将某种权力赋予知识分子或概念创造者，相反，它将他们化作一种具有严格依赖性的机构，这个机构只具有虚幻的自主，但却足以剥夺那些只懂得复制或执行的人的所有力量。然而，这并未使得国家避免遭遇到更多的困难，尽管它一手缔造了这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但后者却提出了政治和游牧的新主张。无论如何，如果说国家总是试图压制少数和游牧的科学，如果说它与模糊的本质、与运用线条的操作几何学相对立，这并非因为这些科学具有一种不精确或不完备的内容，也不是因为它们带有魔法性的或秘密社团的特征，而是因为它们所包含着的那种劳动分工与国家制定的规范相悖。此种差异并不是外在的：一种科学或一种科学的观念参与组织社会场域的方式，尤其是它引人一种劳动分工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此种科学自身的一部分。王权科学是不能与一种“质料+形式”(hylémorphique）的模型相分离的，此种模式同时包含着一种对物质进行组织的形式，以及一种能够接受此种形式的物质；人们常常指出，与其说此种图式是源自技术或生活，还不如说它是来自一个被分化为治理者一被治理者，后来又被分化为脑力劳动者一体力劳动者的社会。此种图式的特征就在于，所有物质都被归于内容这一方，而所有形式则都转化为表达。看起来，游牧科学更直接地适合于思索内容自身和表达自身之间的连接，而这两项又具有各自的形式和物质。因此，对于游牧科学来说，物质绝不是一种准备得当的，因而是同质性的物质，而是本质上就带有着特异性(这些特异性构成了一种内容的形式)。而表达也不再是形式性的，它不能与适恰的特性相分离(这些特性构成了一种表达的物质)。我们将看到，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图式。通过回顾游牧艺术的最普遍的特征，我们可以对于此种状况形成一种初步的观念：在游牧艺术之中，支架与装饰之间的动态关联取代了物质与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因而，从此种既体现为艺术、也体现为技术的科学的视角来看，劳动分工绝对是存在着的，但却并不依赖于形式一物质的二元性(即便在一一对应的情形之中)。它所遵循的毋宁说是物质的特异性和表达的特性之间的联结，而且，它就是在这些自然的或强制性的连接的层次之上被建立起来的。①这是另一种对劳动的组织，另一种通过劳动而实现的对社会场域的组织。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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