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Ⅱ：是否存在着使思想摆脱国家模型的方法？
命题IV：战争机器的外在性被精神学（noologie）证明。
人们常常批评思想的内容过于循规蹈矩。然而，首要的问题是关于形式自身。这样的思想已经与它借自国家装置的某种模型相一致，此种模型为它确定了目的和途径、导管(conduits)、渠道、器官，一整套工具论(organon)。因此，存在着一种思想的形象，它涵盖了所有的思想，并将一种“精神学”作为自己的特殊目标，从而，它就像是在思想之中发展的国家一形式。此种形象具有两端，对应于主权的两极：一端是求真之思（penser-vrai）的帝国（imperium)，它通过魔法性的捕获、扣押（saisie）或束缚（lien）而运作，构成了一个奠基（fondation）的效力(mythos)；另一端则是自由民的共和国，通过协约和契约而运作，构成了一种立法的和司法的组织，由此提供对于一个基础（fondement）的确认（logos)。在思想的古典形象之中，这两端不断地相互影响：一个“自由民的共和国，它的君主就是最高存在者的理念”。如果说这两端处于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这不仅是因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的中介环节或过渡阶段，前者为后者做好了准备，而后者则利用并保存了前者；而且还因为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和互补的，因而彼此对于对方来说都是必需的。但这并未排除此种可能性：为了从一端过渡到另一端，必需一种具有截然不同本性的事件，它介于这两端“之间”，隐藏于形象之外，发生于外部。①然而，我们暂且局限于形象的范围之内，当我们听人谈论一种真理的帝国或自由民的共和国的时候，这并非只是一种隐喻。它是将思想建构为原则、内部性之形式或层的必要条件。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在柏格森那里，直觉与理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它们处于持续的互动之中。也可同样参考布利冈(Bouligand)的主题：两种数学的要素—“问题”和“总体综合”之间的二元性只有当它们进入到某个互动的场域之中时才能得到发展，在其中，总体综合确定了“范畴”，而离开这些范畴，问题将不会得到普遍性的解答。参见 Le déclin des absolus mathématico-log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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