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看出思想能从中获得些什么：一种它靠自身将决不会获得的重力，以及一个中心，它使得所有一切（包括国家）看起来都是通过其自身的效力或根据其自身的认可而存在的。不过，国家同样从中收获颇丰。实际上，通过如此在思想之中展开自身，国家一形式实际上获得了某种至关重要之物：一种总体的共识(consensus)。只有思想才能依法（en droit）杜撰出这样一种普遍的国家，也只有思想才能将国家提升到一种合法（dedroit）的普遍性。这就好像君主成为孤家寡人，他的权力拓张到整个世界，并且只应对现实或潜在的主体。问题不在于外源的强有力的组织或陌生的集团：国家变成了唯一的原则，它将指向自然状态的反抗性主体与指向其自身形式的共识性主体分离开来。如果说依赖于国家对于思想来说是有利的话，那么，在思想之中展开自身、被思想确认为普遍的和唯一的形式，这对于国家来说也同样是有利的。国家的特殊性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同样，它们的可能的败落、它们的不完备性也是如此。因为，现代国家将其自身界定为“对于一个共同体所做的有理性的、合乎理性的组织”：共同体所具有的唯一的特殊性就是其内部的或精神上的特殊性(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同时，它的组织促进它趋向于一种普遍的和谐(绝对精神)。国家赋予思想以一种内部性的形式，而思想则赋予此种内部性以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全球性组织的目的就是满足具体的自由国家之中的有理性的个体的需求。”国家和理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交换；然而，此种交换同样也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被实现的理性等同于合法的国家，正如现实的国家就是理性的生成。②在所谓的现代哲学、所谓的现代的或理性的国家之中，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立法者或主体运转。国家应该在那些形式性的条件之下来实现立法者和主体之间的区分，而思想则对这些条件的同一性进行思辨。始终要服从，因为你越是服从，你就越能成为主人，因为你只服从纯粹理性，也即，你只服从你自己……自从哲学将奠基的任务归给自身以来，它就不断地为那些既有的政权歌功颂德，不断地将其官能（faculté）的原则移印于国家的权力装置之上。共通感，由我思这个中心所形成的所有官能的统一性，这些就是被提升为绝对者的国家的共识。这尤其是康德的“批判”的重要操作，并在黑格尔主义之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康德不断地批判坏的用法，以便更好地赞美功能(fonction)。毫不奇怪的是，哲学家已然摇身一变，成为公知或政府官员。一旦国家一形式生发出一种思想的形象，那么，一切就都得到控制。完全互惠互利。无疑，根据此种形式的种种变样，形象自身也获得了不同的样态：它并非始终在描绘着或指示着哲学家，它也不会总是描绘哲学家。我们可以从一种魔法的功能转向一种理性的功能。在古代帝国之中，诗人能够扮演形象培训者的角色。①在现代国家之中，社会学家已然取代了哲学家（比如，涂尔干及其门徒就试图赋予共和政体以一种思想的世俗模型)。即便在今天，通过一种充满魔力的回归，精神分析仍然凯觎着作为法权思想的“普世之思”（Cogitatio universalis）的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凯觎者和竞争者。精神学有别于意识形态，它正是对思想形象及其历史性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思想从来就只拥有一种可笑的沉重。然而，它所要求的恰恰是：你可别把它当真。因为，这就使它能够更轻易地代替我们思想，并不断繁衍出新的官吏；而且，人们越是不把思想当真，他们的思想就越是与国家的需求保持一致。说真格的，哪个治国者不曾梦想过这件微不足道但又无法实现的事情：成为一个思想者？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德蒂安(Marcel Detienne，Les mâtres de vérité dans la Grèce archaique，Maspero)明确区分了思想的这两极，它们对应于杜梅泽尔所论述的统治权的两个方面：独裁者或“海之老人”[当指涅柔斯(Nereus)，彭透斯和盖娅之子，外号“海之老人”。以知识渊博，真诚善良著称。——译注]的宗教—巫术的话语，以及城邦的对话式话语。不仅希腊思想的主要人物[诗人、贤者(Sage)、物理学家、哲学家、智者……]都处于与这两极的关联之中；而且，德蒂安将战士这个独特群体置于两极之间，正是它确保了过渡和演化。
② 在正统的政治哲学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右翼的黑格尔主义，它将思想的命运与国家联结在一起。科耶夫(Tyrannie et sagesse，Gallimard)以及埃里克·韦伊(Eric Weil，Hegel et l'Etat；philosophie politique，Vrin) 是其最近的代表人物。从黑格尔到马克斯·韦伯，展开了一整条反思现代国家和理性（既作为技术理性，也作为人的理性）之间关系的线索。如果有人反驳说，此种已经出现于古老帝国之中的理性就是执政者自身的最理想的条件(optimum)，那么，黑格尔主义者们就会回答说，有理性者一合理性者不能脱离一种最低限度的全民参与而存在。毋宁说问题在于：有理性者一合理性者的形式是否来自国家，并以此方式必然赋予国家以“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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