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精神学遭遇到了与其对立的思想，后者来势凶猛，断续呈现，并拥有一种贯穿历史的动态存在。它们是一种“私密的思想者”的行动，与公知相对立：克尔凯郭尔，尼采，甚至舍斯托夫……无论他们居住在哪里，那里必定是一片草原或荒漠。他们摧毁了形象。尼采的《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或许是有史以来针对思想形象及其与国家之关系的最为重大的批判。不过，“私密的思想者”并非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表达，因为它过于突出了一种内部性，但关键所在却是一种外部思想。②将思想置于与外部、与外部之力的直接关联之中，简言之，也就是使思想成为一部战争机器，—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事业，而我们可以在尼采的作品之中研究种种明确的步骤[比如，格言（aphorisme）与准则（maxime）不同，因为在文学界中，一条准则就像是一项国家的组织法（acte organique）或一个君主的判决，而一句格言则总是从一个新的外部之力、一个必然征服它、控制它、利用它的最终之力那里去期待它的意义]。说“私密的思想者”不是一个恰当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虽然此种反一思想（contre-pensée）确实体现了一种绝对的孤独，但这却是一种如荒漠那般人口稠密的孤独，这样一种孤独已然与一个将要来临的民族紧密关联在一起，它祈愿着、期待着这个民族，它的存在唯依赖于这个民族，哪怕后者仍然阙如……“我们缺乏这最终的力，缺乏一个能够承载我们的民族。我们寻求着民众的支持……”任何一种思想都已经是一个部落(tribu)，它与国家相对。思想的这样一种外在性的形式完全不与内部性的形式构成对称关系。严格说来，只有在彼此相异的内部性的极点或焦点之间才存在对称。然而，思想的外在性的形式—始终外在于自身的力或最终之力、n阶的强力——绝非是与国家装置所生发的形象相对立的另一种形象。相反，它是一种摧毁形象及其复本、原型及其复制的力，它摧毁了所有那些将思想从属于某种真、正义或权利的原型的可能性（笛卡尔的真，康德的正义，黑格尔的权利，等等)。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普世之思”的纹理化空间，它勾勒出这样一条必然从一点通向另一点的道路。然而，外在性的形式则将思想置于一个平滑空间之中，它占据着这个空间，但却不能对其加以计算，由此也就不存在可能的方法和可构想的复现，只有中继(relais)、间奏曲、复兴。思想就像是吸血鬼，它不具有形象，既不构建原型，也不进行模仿。在禅的平滑空间之中，箭矢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聚拢在一点，并将射向其他任意一点，由此趋向于对调射手和箭靶。战争机器的问题就是中继的问题即便是通过贫乏的手段，而不是有关原型或纪念碑的建筑学问题。一个中继者所构成的流动的民族，而不是作为原型的城邦。“自然把哲学家像一支箭那样射入人群；它却没有瞄准，但却希望这支箭挂在某个地方。然而在这方面，它无数次地搞错了，而且懊恼不已。……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不利于自然在其手段上的合目的性的证明，尽管他们提供了有利于自然的目的之智慧的最杰出的证明。他们总是只击中少数人，而本来应当击中一切人—而且即便是这少数人，也不是以哲学家和艺术家用来发射其枪弹的力量被击中的。”①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关于古代诗人作为“为王权服务的官吏”的角色，参见 Dumézil，Servius et la Fortune，p.64 sq.，以及Detienne, p.17 sq..
② 参见福柯对莫里斯·布朗肖及一种思想的外在性的形式所进行的分析：«la pensée du dehors»，in Critique, juin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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