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宗教和游牧主义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并未道尽一切。因为，一神论宗教有着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拓张一个普遍的或精神性的国家，而如果将这个倾向推向极致，就会导致含混矛盾及边缘地带，由此它就逾越了一个国家的理想界限，甚至逾越了帝国，从而进入到一个更不确定的区域，一个国家的外部，在那里，它有可能经历一种极为独特的变异和适应。我们这里将宗教视作一部战争机器的要素，而圣战的观念正是这部机器的发动机。与国王（这个国家人物）和教士（这个宗教人物）相对，先知引导着这样一种运动，它使一种宗教生成为战争机器或向这样一部机器转化。人们常说，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实现了宗教的此种转化，并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团体精神(esprit decorps)：根据乔治·巴塔耶的说法，“早期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凝缩为战争事业的集团”。西方世界正是援引此点来为其对伊斯兰教的反感辩护。然而，十字军东征正是一次此种类型的真正的基督教的历险。先知可以颇有理由地谴责游牧生活；宗教的战争机器可以颇有理由地表现出对迁移运动和建制理想的偏好；一般来说，宗教可能会通过精神性的甚至是实在性的再结域来补充它所特有的解域，在圣战中，此种再结域体现为一种明确指向作为世界中心之圣土的征服。然而，尽管如此，当宗教在战争机器中被构成时，它还是发动了、释放出一种游牧运动或绝对解域的令人生畏的冲击，它将一个游牧民作为移民的复本，这或是一个伴随着移民的游牧民，或是一个移民正在生成着的潜在的游牧民；最后，它以对一个绝对国家的梦想来回击国家一形式。②而此种回击——正如此种梦想——归属于宗教的“本质”。十字军东征的历史贯穿着最为令人惊奇的方向变化的序列：那片有待被抵达的、作为中心的圣土所具有的明确方向似乎往往只不过是一个托辞。然而，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是贪欲的作用，或经济的、贸易的、政治的因素使得十字军东征偏离了其纯粹的路线。正相反，恰恰是十字军东征的观念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此种方向的多变性中断的、变化的方向，它内在地拥有着所有这些因素和所有这些变量，正是由此，它才将宗教形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并同时运用着、激发出相应的游牧运动。①有必要严格区分定居民、移民和游牧民，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现实的混合；正相反，这反倒使得这些混合变得尤为必要。而且，如果人们要想考察驯服了游牧民的定居化的普遍过程，那就必须同时考察那些突发的局部游牧化，正是这些游牧化卷携着定居民族并构成了移民的复本（尤其是出于宗教的利益)。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E. F. Gautier, Le passé de l'afrique, Payot, pp.267—316.
② 从这个观点看，克拉斯特尔对印度的先知主义的分析可以被普遍化：“一方面，是首领，另一方面，则是与首领相对抗的先知。先知机器的运作是极为良好的，因为卡拉（Karai)能够使那些令人惊奇的印度民众尾随于他们身后。……先知反抗首领的运动赋予了他们自身一种比首领无限强大的力量，进而对局势进行了令人惊异的逆转”(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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