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的数字，它是可移动的、自主的、方向性的、节奏性的、被编成密码的：战争机器就像是游牧组织的必然产物（摩西已然经历过它，连同其种种结果）。今天，人们过于仓促地对此种数字化的组织持批判和谴责的立场，将它视作一种军事的，甚至是集中营式的社会，在其中，人们只不过是被解域的“数”。然而，此种立场是谬误的。恐怖对恐怖：人的数字化组织肯定不比谱系或国家的组织更为残酷。将人当作数字不一定就比将人当作有待修剪的树或有待划分和塑模的几何图形更为糟糕。此外，将数字（nombre）用作数(numéro）、用作统计的要素，这是国家的数字计算的固有手段，而不能将其归于进行计数的数字。同样，集中营的世界既通过谱系和界域，也通过编号（numérotage）而运作。因而，问题就不再是关于善与恶，而是关于特殊性。数字化组织的特殊性来自游牧式生存的模式和战争机器的功能。进行计数的数字既与谱系的代码相对立，也与国家的超编码相对立。数字化的构成一方面从谱系之中遴选、抽取出那些将会进入到游牧运动和战争机器中的要素；另一方面，它又引导这些要素来抵制国家装置，以一部机器和一种生存来与国家装置相对抗，由此勾勒出一种解域，它既贯穿着谱系的界域性，也贯穿着国家的界域或解域性。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克劳塞维茨强调了几何学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次要地位：De la guerre，Éd. de Minuit，pp.225—226(“几何学因素”)。
② 参见将数字和方向与战争机器关联在一起的最为深奥的古代文本之一：Les mémoires bistoriques deSema-Ts'ien，Éd. Leroux，ch. CX(关于匈奴的游牧组织)。
③ Franck Herbert，Les enfants de dune，Laffont，p.223。也可以参考 Julia Kristeva 所提出的用来对计数之数字进行界定的特征：“布置”，“偶然的和多重的分布”，“非限定的点（infini-point)”，“严格的近似”，等等(Semeiotikè，pp.29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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