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计数的数字（游牧的或战争的）具有一个首要的特征：它总是复杂的，也即被连接的(articulé)。每次都形成一个数字的复合体。正是因此，它绝不意味着同质化的大数量，比如国家的数字或被计算的数字，而是通过精细的连接（也即通过它在一个自由空间之中的异质性的分布）产生出其巨大的效应。即便是国家的军队，当它们在处理大数字的时候，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尽管“基数”10占据主导地位)。罗马军团是一种由数连接而成的数字，此种连接使节段变成动态的，使几何图形变成运动的、处于转化之中。复合的或连接的数字不仅仅由人构成，而且还必然由军队、野兽和车辆构成。基本的数字单位因而就是一种配置的单位：比如，根据将斯基泰人带向胜利的原则，人一马一弓，1×1×1；这个原则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某些“武器”将众多的人和兽连接或配置起来，比如，由两匹马和两个人组成的马车，一个人负责驾驶，另一个人则负责投击，2×1×2=1；或者，经古希腊重装备步兵改造过的著名的双手柄盾牌，它将战士的队列紧密连接在一起。无论“单位”有多小，它总是被连接的。进行计数的数字总是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的基数。而且，它还必须考察算术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外在的，但却仍然包含于数字之中，体现了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的成员之中的战士的比例，后备部队和储存物资的作用，以及人、物、兽的养护。后勤就是处理这些外在关系的艺术，它从属于战争机器，同样，战略的内在关联（也即，作战单位彼此相关的构成）也归属于战争机器。这二者一起构成了研究战争数字之连接的科学。所有配置都具有一个战略的方面和一个后勤的方面。
然而，进行计数的数字还有第二个更为隐秘的特征。战争机器到处都展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算术性的复制或双重化的过程，就好像它沿着两个不对称、不对等的系列进行运作。一方面，家族或部落实际上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被组织和改组的；一种数字的构成被叠加于家族之上，以便确立起新原则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人们从每个家族之中被抽离出来，以便形成一个特殊的数字化的团体。这就好像，新的家族一团体的数字性构成无法成功，除非它能够构成一个特有的、自身就是数字性的团体。我们相信这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战争机器的一个本质的构成部分，一种构成了数字之自主性条件的操作：团体的数字必须将一个数字性的团体（un corps du nombre）作为其相关项，数字必须在两种互补性的操作之中被重复。社会团体不能被数字化，除非数字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体。当成吉思汗着手创建其宏大的草原组构之时，他以数字性的方式对家族及每个家族之中的战士进行组织，令他们服从于数字和首领（十与十户长，百与百户长，千与千户长)。然而，他还从每个被计数的家族之中选出一小部分人构成自己的卫队，也即，一个由谋士、专员、信使、外交官（“近臣”）所构成的动态组队。①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一种双重的解域，其中的第二重解域趋向于一个更高的权能。当摩西创建其宏大的沙漠组构之时，游牧民对他的影响定然胜过了耶和华对他的影响，因为他以数字化的方式来清点、组织每个部落；同样，他还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每个部落在那个时刻的头生子都理应归属于耶和华；由于这些头生子显然过于年幼，他们在数字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被转移到一个特殊的部落身上，即利未人(Lévites)，他们形成了数字性的团体或约柜的卫队；由于与所有部落的头生子相比，利未人的数量相对较少，于是，那些多余的头生子就不得不以赋税的形式被带回部落(这就将我们引回到后勤的一个根本性的方面)。②离开这双重系列，战争机器就无法运作：数字性构成必须取代家族谱系的组织，但同时也必须抵御国家的界域性组构。正是根据这双重系列，才能界定战争机器之中的力量：权力不再依赖于节段及其中心、中心之间的可能的共鸣，以及节段的超编码，相反，它依赖于数字的这些与数量无关的内在关联。由此还产生出权力之间的张力和斗争：在摩西的利未人和部落之间，在成吉思汗的“那颜”(noyan)和“近臣”之间。这并不仅仅是家族所进行的反抗，它们想要恢复往昔的自主性，也不再是一种为掌控国家装置而进行的斗争的前兆：相反，这种张力内在于一部战争机器及其所特有的力量之中，内在于对“首领”的权力所进行的具体限定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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