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数字性的构成或进行计数的数字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操作：起始性的集合体的算术化（家族）；被抽离出来的子集之间的合并（构成十人集合、百人集合，等等）；通过置换来形成另一个与合并之集合相关联的集合(特殊的团体)。这最后一种操作包含着游牧生存的最为多样的变化及最具独创的特征。当战争机器被国家占为己有之时，我们甚至可以在国家的军队之中发现同样的问题。实际上，如果说社会的数字化与一个独特的、自身就是数字性的团体的形成相关，那么，此种独特的团体本可以不同的方式被构成：（1）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家族或部落，它的统治地位由此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在摩西的案例之中，即是通过利未人）；(2）通过每个家族的代表，他们因而也同样作为人质（头生子：亚洲的案例，或成吉思汗的案例更是如此）；(3）通过一个外在于基础社会的完全不同的要素，比如奴隶、外国人、异教徒[在撒克逊人的体制之中已然如此，在其中，国王以那些法兰克奴隶来构成其特殊群体；不过，伊斯兰教是一个尤为突出的案例，它甚至催生了“战俘”这个独特的社会学范畴：埃及的马穆鲁克(Mamelouks)，他们是来自草原或高加索的奴隶，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被卖给苏丹；或奥斯曼土耳其的近卫军（Janissaire)，他们来自基督教社群①]。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Vladimirtsov，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Maisonneuve。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所使用的术语“近臣(antrustions)”是借自撒克逊人的体制，在那里，国王的幕僚(compagnie)，“亲信(trust)”是由法兰克人组成的。
② 参见《民数记》第三章，第44—51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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